40年一覺記者夢(二十)

完全沒想到我還有被外放的機會，1980年初夏，我們一家四人從台北飛往紐約履新，當時我的大兒子只有四歲，小兒子才兩歲半，不僅對我是一大改變，全家都將面對新的挑戰。

不過我的心情是興奮的，覺得很光彩，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時候出國並不容易，除了留學生之外，就是政府與各單位的外派工作人員，加以那時還是外匯管制的時代，幾乎沒聽說什麼人能作觀光旅行，而一般來說，除了那些有特殊關係或背景能獲得外派機會的人之外，像中央社那樣能依據考試辦法派遣駐外人員的情況可說絕無僅有，因而心中不免有很大的感觸。

我到中央社紐約分社是接前任記者徐維中的工作。維中比我年輕，但我因先當兵後唸大學的緣故，他反而是我的政大學長，後來我進了經濟日報，他在中央社工作，非常傑出；大約在1971年初，我們一同參加了英文中國郵報創辦人黃遹霈、余夢燕夫婦和魏景蒙等燕京大學在台校友所舉辦的燕京新聞英文研習會；我記得，這項在台北市金華街政大公企中心舉辦的研習會也只辦了那麼一屆而已。

參加那個研習會的學員都是各新聞相關單位推薦的在職人員，學員中還有後來聯合報董事長王必成的妻子、聯合文學社社長張寶琴、新聞局的陳建勝和陳亮月、大華晚報編譯、後來變成現任駐印尼代表楊進添夫人的石純純等十多人，研習會講師是政大客座教授、美國南伊利諾州大學教授克萊敦(Charles Clayton)。

研習會結束後，維中在克萊敦教授協助下，到南伊大深造，學成歸國後，曾任中央社國外部副主任，再被派到紐約分社工作。很巧的是八年後我到華府擔任特派員時，又是接替維中兄的工作，不過那是後話。

話說回頭，我們一家飛到美西洛杉磯時，幸虧有洛城特派員丁侃來接機，他把我們帶到城裡稍作喘息，我們在那兒停留兩天後，繼續東飛到紐約，由一位好友安排，立即搬進了紐約市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 Queens Borough)的一個小公寓。丁侃兄是一位非常優秀的中央社駐外人員，他後來做過總編輯和副社長。

由於紐約分社的要求，我只能利用一個週末安家，等於放下行李馬上就進辦公室開始工作。中央社紐約分社當時租用 The New York Daily News 位於42街和第三大道口的紐約每日新聞大樓辦公室，位於曼哈頓的中城，在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 Station)附近，交通便利，中央社租用那兒辦公的另一個理由是當時合眾國際社( The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也在那兒辦公，而我們必須利用該社的線路發稿，也就是說，我們當時只能用英文撰發新聞稿，台北總社收到後，必須譯成中文才能供給國內各媒體採用。

我記得，當時我們用打字機寫好稿，經分社主任刪改後，即可送到合眾國際社的電訊室，由輸入員打成有孔的字條，放上電傳打字機 (telex)傳送，那些輸入員打字技巧熟練，好像閉上眼睛都能打得飛快，後來我被改派到休士頓工作，必須租用西聯公司(Western Union)的電傳打字機自行在家中發稿時，還真吃足了苦頭，因為在打那有孔的字條時，必須非常小心，記得打的是那些字母，萬一打錯了，還可退回去改，如果記不住，一旦打錯了，就必須重打一條字帶。

當時紐約分社就只有主任和記者兩人，一開始就沒有什麼工作分派，凡是主任交代的就去做，我也不曉得每天該去那兒採訪，只記得必須每天早晨五時起床，飛快梳洗後即趕到地鐵站，買妥紐約時報、紐約每日新聞、長島新聞等日報，利用搭地鐵進城的一小時，把所有報紙都翻閱一遍，找出跟台灣、中國大陸和其他華人居住地區有關的消息，一到辦公室就開始摘寫相關消息，趕在早晨七時以前，也就是台北晚上八時以前，把那些消息全部發回台北總社，讓總社可以在台灣各報截稿前收到中央社紐約專電。正因為時差的關係，每天早晨的時間總是非常緊湊，有時趕稿趕到喘不過氣來。

住過美東地區的人都曉得，在紐約冬季大雪紛飛的日子裡，早上五時餘出門還是一片漆黑，寒風刺骨，吹得人站都站不穩，從我所住公寓走到地鐵站那短短數百公尺有時必須花半小時，但心裡急著趕去辦公室發稿，步履更加踉蹌，喘出的熱氣在眼鏡上形成了水霧。

摘發了那些洋報上的相關新聞後，就必須接著採訪當地新聞，基本上，我們很少採訪當地華僑社團的一般活動，尤其不報導一些僑社的紛爭，我們總是與政府派駐紐約的一些單位，例如由原來總領事館改稱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紐約辦事處、新聞局紐約新聞處、經濟部投資貿易處、僑委會等，保持密切的連絡。我們也注意中國大陸與美建交後派駐紐約人員的動態，但那些消息發回總社後，不一定會對外發稿，有些就變成了參訊。

我每天下午還奉派坐地鐵到中國城去買當地發行的華文報紙，那些報紙有的親台北，有的親北京，還有自認為不偏不倚的所謂中立報紙，我們都得買回來讀，摘發一些台灣關注的消息。到了晚上，必須採訪的活動還不算少，有時採訪完了，還得趕回辦公室發稿，往往會忙到午夜以後才能搭地鐵回家。

那時紐約的治安非常差，搶劫、殺人時有所聞，我還親眼看過下午約三時發生在42街上的搶案，去過紐約的人都曉得，42街是曼哈頓一條很熱鬧的大街，行人穿梭往來不絕，但很令人難以相信的是當搶匪當街亮刀行搶時，路過的行人居然視若無睹。由是也可以想像，深夜搭地鐵時，心裡有多恐懼，所幸我在紐約期間，都是有驚無險，平安度過三年時光。

紐新處位於列辛頓大道(Lexington Ave.)，當時的主任是後來做過駐南非大使的陸以正，聽新聞局同人說，陸以正對部屬非常嚴苛，要求很高，但在他手下調教出來的張敏智、黃肇松等人後來都有很傑出的表現，張敏智後來做過紐新處主任，黃肇松後來投效美洲中國時報，做過台北中國時報總編輯、社長等職，現任中央社董事長。我那時經常步行幾個街口到紐新處去與新聞局同人交換新聞資訊，有一次冒著大風雪走過去，到了那兒，走進大廳脫大衣時，大衣上凝結的冰塊掉落在磁磚地上，發出叮叮的聲響，使我印象深刻。

在紐約採訪有時還得冒著生命的危險。有一次，我奉派於夜間到中央公園(Central Park)去採訪一場有台灣選手與賽的網球比賽，根據地圖找到比賽場地，弄清楚該在那一個地鐵站下車，如何走到比賽場地後就出發去採訪，但即使作了那樣的準備，還是花了許多時間才找到比賽場地，因為中央公園實在太大了，其中小徑曲折，夜色昏暗，還得提防可能從一旁樹叢裡跳出來的搶匪。我記得，那場比賽結束時，已是半夜了，我還得找路走出公園去坐地鐵回家。

可以想見那時我根本顧不了妻小，內人是我的政大新聞系同班同學，做過中國時報、聯合報編輯，到了紐約後，只能做全職家庭主婦，她必須張羅全家生活所需，還得牽一個、抱一個地帶著孩子去替他們找學校和托兒機構，那種辛苦的日子，永難忘懷。

40年一覺記者夢(二十一)

大約在紐約工作了約半年後，我又增加了一項新工作，就是替中央社駐聯合國特約記者轉發新聞，那項工作曾給我很大的挫折感，逼得我在邊學邊做的過程中又向前邁了一步。

自從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中央社前駐聯合國特派員林徵祁被迫離開了聯合國外籍記者圈，只好聘請了一位外籍記者為中央社兼採一些台灣關注的聯合國新聞，由這位記者每天將新聞在電話中唸給中央社紐約分社記者抄錄下來，轉發到總社，至於那些新聞可以發表，那些只能供作參考消息，完全由總社決定，而在我的記憶中，那時聯合國幾乎沒有什麼能鼓舞台灣民心士氣的好消息，在當時台灣的環境下，大部分的聯合國消息都只能作參訊。

在沒有被外派之前，我曾被譽為中央社國內新聞部少數接聽電話抄錄新聞的快手之一，許多為了搶發新聞，從採訪現場打電話回社發即時新聞的同人，常常要求由我們這少數幾位快手替他們抄錄新聞稿，主要是因為當他們逐字唸完手上的新聞稿時，我們這些快手也已完整錄下了他們的文稿，他們不但不必一再重複唸稿，而且我們還能幫他們梳理文稿，使新聞稿讀起來更順暢。

但在紐約分社，我幾乎可說英雄無用武之地，首先是那位聯合國特約記者的英語口音並不清晰，頗似東歐人咬著舌頭講英語，其次是他好像並不是寫好稿後才來電要求抄錄，所以常是結結巴巴唸了幾段後，突然說全稿作廢，必須另外再起頭開始唸稿，因此猜想他可能為了圖省事，拿到聯合國發布的新聞稿後，順手隨意唸幾段讓中央社發稿，再者，接聽他報新聞時，我必須把話筒夾在肩上，歪著頭打字，非常吃力，話筒滑落時，必須趕快撿起來，繼續接聽對方唸稿，所以常弄得手忙腳亂。

有好幾次，我實在聽不清楚他唸的是那一個字，例如 hegemonism之類，不得已必須請他逐一拚給我聽，弄了幾回，他也不耐煩了，乾脆就問我: Mr. Hu, can we meet halfway? 他的意思是他要從一大道的聯合國走出來，沿著42街走，我則由中央社紐約分社所在的三大道42街口往東走，兩人在半路碰面，他把寫好的新聞稿交給我，帶回來發稿。我們用那種方法的確減少了許多彼此的困擾，不過我常在路上邊走邊想，我們用那種方式交稿(請想想看，尤其是冬天下雪的日子，兩個裹著大衣，口鼻圍著圍巾，帽子壓得低低的兩名男子，經常在路上交了文件後，轉身往回走，是否有點像間諜電影裡的情節?)特別是在紐約那樣的城市裡，恐怕早已被 CIA 或 FBI的人盯上了。

我不曉得我於1983年離開紐約後，紐約分社是否還是繼續聘用那種特約記者採訪聯合國消息，但我始終認為那種方式幾乎是白花錢，實效有限，那也像中央社在有些國家聘用特約記者採訪同樣沒有什麼作用，因為那些特約記者對中央社沒有歸屬感與責任感，他們可能覺得，一個月拿三、五百美元的稿費，每天隨便供一、兩則消息就夠了，那些消息往往也都是從當地報上抄來的，不費什麼力氣，另方面是他們通常不完全清楚台灣的讀者對那些消息比較有興趣。我後來回總社擔任國外新聞部主任時，更能體會到這種情形。

他們可能把一個月三、五百美元不當一回事，但對那時中央社駐外人員而言卻是一大筆錢，因為那時駐外人員的待遇普遍偏低，以我來說，每月可領到約1300元薪水，房租就去掉三分之一，我因有朋友幫忙租到一戶被紐約市政府凍結房租的老人公寓，算是比較幸運，否則在寸土寸金的大紐約市，房租就有可能占薪水的三分之二。那時坐地鐵用的代幣每枚美元六角，現在已要二元，往東過東河隧道或橋到皇后區、布魯克林區等地，或經由荷蘭隧道往西去紐澤西，每趟索費一元，前不久再訪紐約時，發現已漲為六元五角，當然前後的時光也差了有30年以上。

那時除了住和行的開銷較大之外，物價還算便宜，到超級市場花20元還能抱兩大紙袋的食物和日用品回家；一些大型平價商場內 made in China 的衣服、鞋子等貨品，已逐漸取代了 made in Taiwan的商品，主要是因為那時台灣的經濟已漸起飛，不再外銷那些廉價產品，不過大陸貨雖然便宜，但品質奇差無比。我曾以一元買過一把鐵錘，回家敲釘子，才敲兩下就斷了；前聯合報社長張作錦那時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花六元買了一把電壼，剛買就壞了，雖然可以退換，但一連去了三趟，也只好放棄了。

正因為駐外人員待遇不好，許多有辦法的人，即使貴為處長或主任，也挖空心思把各種開銷報公帳；我曾親眼看到一位處長的太太花了約五百多元在中國城請少棒隊球員吃炒河粉、炒麵後，自己開了一張私人支票付帳，換回一張七百元的收據；另據負責辦報銷的官員說，這位處長每天須駕車過東河隧道上下班，他以20 元買了 21枚代幣(每買20元加送一枚)，拿了一張20元的收據，以後每過一次隧道，投了代幣一元後，再取一張收據，到了月底就可重複報銷；還有一位主任，據說連買每打雞蛋的一元收據都拿去報銷，我實在想不通，報回台北後是如何核銷的?

那時候駐外人員還有一點交際費，照規定是用來作公務連繫的宴客等，但這筆錢實際是掌控在各單位主管手中，他若寬厚，可能分一點給同人作交際之用，否則就只能由他一人支用，因為是否屬公務所需的交際也是由他來核定，在早年那種官僚體系下，作部屬的人頂多也只能"背後罵皇帝"吐吐苦水，連申訴的門路都沒有。

駐外記者遭威迫利誘

40年一覺記者夢(二十二)
http://hanreporter.blogspot.com/2010/07/blog-post_6262.html

40年一覺記者夢(二十三)

美洲中國時報


http://hanreporter.blogspot.com/2010/07/blog-post_9085.html

40年一覺記者夢(二十四)

美國採訪鬧笑話


http://hanreporter.blogspot.com/2010/07/blog-post_31.html

40年一覺記者夢(二十五)

http://hanreporter.blogspot.com/2010/08/blog-post.html

40年一覺記者夢(二十六)


休士頓採訪甘苦談


http://hanreporter.blogspot.com/2010/08/blog-post_02.html

40年一覺記者夢(二十七)

http://hanreporter.blogspot.com/2010/08/blog-post_5151.html

40年一覺記者夢(二十八)

2009/09/18


http://hanreporter.blogspot.com/2010/08/blog-post_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