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2016年12月推出的專題報導《造假・剝削・血淚漁場》,在2017年4月將3萬字的報導擴充為7萬字後成書出版,並在同年6月一口氣拿下「亞洲卓越新聞獎(SOPA)」3項大獎:「造假.剝削.血淚漁場」獲得卓越人權報導獎首獎、卓越調查報導獎首獎;「台灣遠洋漁業的大鮪鱸鰻」獲得卓越數據圖像獎首獎。

7月22日「2017年調查報導工作坊」,邀請報導者總主筆李雪莉與《血淚漁場》的合作媒體Tempo Magazine記者Philipus Parera分享,策劃這次報導的採訪與合作經驗。

李雪莉說,今天的演講是「解構看不見的努力過程」,報導拿了這麼多獎,看起來好像光鮮亮麗,但其實過程中,李雪莉形容,「每天像走在起了霧的森林裡,you get nowhere,你也不知道這東西會長成什麼樣子。」

爬梳資料建立假設

李雪莉說,調查報導與深度報導最大的差異是,「有一群人想要隱藏這個事實。」深度報導大部分的時候並沒有一個組織想要隱藏這個事實,但是調查報導「一定有一群人不想讓你知道這件事情」。

調查報導很重要的是「揭露有權有勢者想要掩蓋的真相。」因此,李雪莉說,「資料一定不能仰賴別人提供,必須記者主動蒐集和挖掘,記者要有自己的假設。」如果不具備這種精神,李雪莉說,「我們認為他就是深度報導。」

《血淚漁場》始於一次海上觀察員的訪談,當時台灣剛好被歐盟祭出黃牌,如果變成紅牌,台灣漁產業將失去外銷市場。5個小時的採訪,觀察員的說法政府「台灣受國際打壓」的說法完全不同,而是存在大量欺騙、造假跟國際制裁的真相。

訪談回來後,採訪團隊陷入抉擇,究竟是要追隨原本的腳步用觀察員的故事去談,或是拉長戰線。當時李雪莉跟報導者主編何榮幸討論時說,「這個非常有戲,而且它的面向一定會帶來影響力。」討論結束後,報導者提高戰鬥層級,組織新的隊伍。李雪莉說,「我們提出新的假設,不只是在觀察員與歐盟祭黃牌上,而是更全面看待這個議題。」

首先,團隊爬梳漁產業複雜的產業鏈與文化。透過團隊成員鄭涵文的一張圖,理出整個漁產業中利益關係人間的關聯。畫出圖後,發現船上關係是非常「階級、利益剝削的」,上從制訂政策者的視野、船上漁工與老闆間的關係,下到外籍漁工間的國籍劃分下的剝削情形。

團隊成員鄭涵文將產業中利益關係人,彼此間的關聯用圖畫呈現。(攝影/吳佳穎)

李雪莉說,不管是調查報導還是深度報導,格局和細節都非常重要,「只有格局沒有細節,你會非常空洞;只有細節沒有格局,你會非常盲從。」
因此,在採訪漁業署副署長時,李雪莉特別問他有沒有上過小釣船,副署長說,沒有、他只有上過魚汛船(幾百噸的大船)。李雪莉說,「小釣船空間跟魚汛船這種大船完全不同,」但台灣100噸以下的小釣船就佔了5成5,約有1300~1500艘。李雪莉認為,「如果官員根本不知道小釣船的生活情形,怎麼制定政策?」

驗證假設比對受訪者說法

開始的前2個月,團隊一直在搜集資料、採訪,「但我們不知道這些訊息到底是不是政府想隱藏的,」團隊決定先採訪漁業署官員,同時與過去採訪的內容交叉比對。發現漁業署官員對歐盟舉黃牌、觀察員的船上生活情形的說法,都與觀察員觀點大相逕庭。

此外,過去發生多起喋血案件,死者都是台灣船長,當時李雪莉問漁業署官員,有沒有外籍漁工被殺的紀錄?他說,「沒有啊、大部分都是船長被殺,我們關注的是台灣人的性命。」但後來團隊採訪海巡署基層人員時,他們說這與事實完全不同。

其次,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說法也存在落差。李雪莉說,我問官員,仲介與漁工簽訂的合約有沒有落實?他說「當然有。」但其實先前團隊已經採訪很多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都在抱怨中央將漁工合約交給地方來落實。李雪莉說,這些來自不同國家漁工的語言有沒有辦法翻譯?有沒有人翻譯?漁工是否真的了解合約內容?

《血淚漁場》中過世的印尼漁工Supriyanto,死前錄下三段影片,監察院重啟調查時,找來通譯重新翻譯。重新翻譯後,李雪莉說,當時屏東地檢署的通譯,因為聽不懂Supriyanto的家鄉話「中爪哇語」,很多內容都以「聽不懂」帶過。但「聽不懂」的部分,包含Supriyanto被虐待的自白與誰毆打他等重要訊息。

第一次專訪後,李雪莉說,「我就知道有戲了。」但事實是什麼?政府為什麼隱藏?團隊持續尋找有力的證據,其中最有利的證據當然是,觀察員、仲介跟漁工。

激發受訪者良善的一面  「滾雪球」式的採訪過程

觀察員是「遠洋臥底的一雙眼」,觀察員在船上扮演政府的中立/監督角色,與船長同時紀錄漁撈日誌,兩者不能互相交流,也因此觀察員在船上常常被孤立,各種奇怪情形都有。李雪莉說,採訪時有觀察員提到,他上船時,船長就拿支左輪手槍給他,說「讓你保護自己」。

當時採訪團隊拿著觀察員名單,每天早中晚一直打,李雪莉說,通常接到電話觀察員有3種反應:第一種,開口就問「你們為什麼有我的電話?」,接下來「沒什麼好講的」;第二種,劈頭就說「你不敢寫啦」、「這些都很不正義」、「漁業署那些很糟糕的官員」。李雪莉說,這群人第一次通話就用非常強烈的字眼來罵政策、罵官員,背後一定有很強烈的情緒。第三種可能在船上工作,完全聯絡不到。

之後團隊以「漁業官員對歐盟祭黃牌的說法」作為破口,說服觀察員談這些議題。李雪莉說,「當你激發每一個人善的、正義感的那一面,就會慢慢開始有觀察員跟你說話。」採訪過程如「滾雪球」般,有些觀察員從拒訪,到帶記者回家看電腦裡的所有紀錄。

後來團隊到高雄美麗島站一起採訪5個觀察員。觀察員眼中見證了,包含過度捕撈、洗魚(無法追蹤捕撈的洋區,國際漁業組織無法監控各洋區的漁撈配額);各種造假、船長國籍造假,李雪莉說,當時採訪漁業署,官員如果有回報船長國籍造假情形,他們一定會查辦,但事實上很多返台報告都有提到船長不是台灣人,但漁業署從來沒有動作。

除了台灣觀察員,李雪莉也透過觀察員臉書認識國外觀察員,增加採訪面向。李雪莉說,「我想知道國外觀察員在執行公權力時,會不會有一樣的情形?各國間到底什麼東西是相似的?什麼是台灣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