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做的「科學新聞」
十年前,《紐約時報》科學版資深編輯Laura Chang說過,媒體中最難做的,就是「科學新聞」;此對約半世紀前採訪十年科學新聞的我而言,可說是心有戚戚焉。

特別是台灣早年的政經環境特殊,相關採訪工具落後與交通不便,亦復欠缺科學專家「諮詢智庫」、圖書資料檔案等,加以數理化的尖端科技人才不足,一旦遇上國際間的科學重大新聞,就像突如其來的「雷擊」,頓時瞠目結舌,不知所措!記者還要立即訪相關專家(那時缺乏尖端研究者,亦不易找到相關諮詢學者),在極短的時間撰寫「即時報導」,猶須「深入淺出」,讓普羅大眾了解,真是談何容易!

再者,科學領域本就包羅萬象,無所不有。要求採訪科學新聞的記者「樣樣皆通」,簡直是「天方夜譚」!若要其符合「又快又好」(正確無誤)的新聞採訪原則,更是難上加難。

例如在1974年11月初,華裔科學家丁肇中和Burton Richter,同時分在美東西兩岸發表,發現同樣驚人的一個新「粒子」(稱為J/ψ)情況,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當時不是先認識丁父觀海教授(台大土木系),協助幫忙連絡,提供資料,以及相關物理學者從旁解說,就算用語音不清的越洋電話專訪,也無法順利寫出文字表達其「深奧」的「粒子」,遑言讓人看得懂的「即時報導」!

試問,當時若採用正確的「科學」說法:「J/ψ介子是一種次原子粒子,屬於介子,由一枚魅夸克和一枚反魅夸克組成。它是由魅夸克和反魅夸克組成的次原子粒子當中第一個激發態。它的質量為3096.9兆電子伏特/c2,平均壽命為7.2*10-21秒。」請問有多少普羅懂得?!

其實,科學研究實驗是一步一腳印前進的,亦都是經科學家或其團隊經年累月而成的結晶,類似早期傳統突發的那種「科學新聞」,可說少之又少。儘管沒有多少科研結果能符合傳統意義的「重大新聞」,但這並不意味記者一定要等到研究結果,或可以編進教科書時才能作報導。

採編人員首先須對科研論文做出新聞價值判斷,例如《紐約時報》採用「科學新聞」的原則,便可資參考。包括,新聞發布提供的研究是否具有統計意義?號稱發現的新研究,是否過去已為世人所知?科學同行又如何評價新的研究成果?這些同行的意見可信度如何?亦須經過驗證。在著名《自然》(NATURE)科學刊物工作的資深科學記者Colin Macilwain,過去也曾發文批評科學期刊與科學記者若過於有緊密的關係,易削弱公眾對科學家的信任、以及科學新聞的可信性,值得警惕。

是以,科學新聞如何決定刊登發表,仍是一種新聞的主觀價值判斷,例如容易產生廣泛的興趣具「新聞性」者,比較受到青睞。比如「引力波」的探測,《紐約時報》曾在2014年3月大幅報導「科學家驚喜發現宇宙誕生時的漣漪!」報導了哈佛-史密森天體物理中心領導的南極望遠鏡團隊宣布,已探測到「原始引力波」的新聞。儘管這個宣布後來被證明「為時過早」,但卻是廣泛受到注視和街頭談巷尾的熱門話題;同樣的,類如醫學(癌症)研究和健康養生(延年益壽)方面,亦復是人們關注的新聞題材。

有趣的是,往往一些真正的重大發現,在當時卻未必得到媒體和大眾的注意。紐約時報科學記者Dennis Overbye回顧一些20世紀的重大發現,像「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可說是生物學最重大的事件。但是,英國生物學家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1916年6月8日-2004年7月28日)和美國分子生物學家James Dewey Watson(1928年4月6日-)的研究論文,在1953年4月25日發表後,英國主要報紙直到5月中旬皆未有報導;只有《紐約時報》駐倫敦的記者於6月13日做了專電報導,然這篇報導並未在翌日的日報刊登,堪為例證。甚至連早年發明「相對論」的愛因斯坦名字,亦直到1917年才在《紐約時報》上出現。

加強科學記者的培養與自我培力,才能提升國民科學素質
早期採訪重大新聞,不用說交通、通訊不便,連諮詢對象包括專家學者,都不易連絡。特別是科學新聞,科學家或團隊研究的重大突破性成果或成就,光是「越洋電話」都不易找到人,遑言研究資料查詢等;如今則不然,有手機、網路視訊,以及電腦檔案或GOOGLE,或找當事人或相關專家諮詢或本資料,幾是「垂手可得」,幾能達到「又快又好」的新聞需求。

德國社會科學家、柏林自由大學科學新聞學客座教授Hans Peter Peters,年前來台講學,就曾組列出台灣記者和科學家對彼此的期待前四名,結果顯示記者最希望科學家能「安排多一點時間受訪」、「用溝通方式有趣些」、「多透露一點個人有趣的訊息」、「披露一些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將研究與一般大眾的日常經驗連結」。而對科學家而言,他們希望記者能在報導刊出前「先諮詢他們採訪的科學家,以避免錯誤」、「在報導中引用科學標準,如研究方法等」、「只報導已經出現在科學期刊上的研究成果」、「支持科學家教育大眾」。顯見科學家和科學記者之間仍須多溝通交流,始能克竟事功。

復次,媒體應該多投資培養科學記者,而研究機構和大學院校應加強校內的公共關係與溝通部門影響力。另外,法人性質的科學媒體中心則應加強獨立、優質化的科學新聞工作,並將重點放在公眾利益上,而不是只有相關的科學研究者獲益。

美國資深科學記者Dan Vergano曾一再強調,科學記者應加強科學方面的背景訓練,也要擁有自己的消息來源,更須有自己可以隨時打電話尋求的資訊、參考資料及評論的專家聯絡人,從而建立科學家的人脈,更是重要。

另如美國著名的科學記者、現任亞利桑那大學教授國際新聞寫作的Alan Weisman,還鼓勵科學記者多做「調查性報導」,不要依賴科學期刊提供的公關稿做為報導素材,而是自己挑選有興趣的題目進行深入調查,像是環繞著環境保護或氣候極端變遷的政治討論,或是大藥廠、大食品廠的安全問題等等皆是,俾能不斷提升科學新聞的品質水準。

綜前所述,不難發現,科學新聞的傳播,不僅有助提升國民科學素質,能精確判讀科學訊息,讓閱聽大眾更加耳聰目明,進而亦能提升民主品質,不致理盲,增進國力,台灣朝野和媒體經營者、新聞人更須群策群力,集思廣益作全方位的推展,以達成「國富民強」的願景和目標!(六)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