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教我做的國際報導:難民、我爸、編輯台」 

記者/沈朋達

3月29日,卓越新聞獎邀請到第16屆卓越新聞獎【平面及網路(文字)類-國際新聞獎】得主——劉致昕,以「他們教我做的國際報導:難民、我爸、編輯台」為題,分享以自由記者的身份投入國際報導的心得與反思。劉致昕以自己的經驗,提醒聽眾如何從台灣視角思辨國際議題的重要性,如何人性切入國際新聞的肌理,如何以軟性的敘事包裝生硬的議題,以及他面對採訪所帶來創傷的方法。

編輯台教我的事:國際新聞的台灣座標

2015年9月,一名敘利亞難民男童伏屍海灘的照片震驚世界,全球媒體的目光再度聚焦到中東難民潮議題。與此同時,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公開宣示德國將無上限接收難民,一時之間,激起了國內外正反意見,關注身為歐盟龍頭的德國,將如何帶頭解決難民危機。

當時,劉致昕也向長期合作的《商業周刊》提交了企劃書,希望能實地到德國採訪,帶回第一手的消息。然而雙方對於「是否需要親赴德國採訪」一事無法達成共識,為了解決歧見,總編輯決定在編輯室內召開一次史無前例的會議,邀請辦公室包括文字編輯、美術編輯,甚至總機的所有員工參與討論。在這場長達兩個小時的會議中,劉致昕不斷被質問:歐洲難民危機為什麼對台灣重要?是否重要到必須用封面故事來處理?

「這場辯論對我們之後的採訪非常重要,」回憶起這場會議,劉致昕說到。在與編輯的討論過程,劉致昕逐漸理解歐洲難民危機對台灣人的意義;在回應一次次的詰問中,也促使他不斷自問、並釐清難民危機的重要性。

最終,劉致昕與《商業周刊》團隊造訪六座德國城市,進行為期兩週的採訪。值得注意的是,美術編輯也首度隨團出訪。「美編總是敏銳地提醒我們『要登上哪座大樓拍什麼畫面做版面』,或是『什麼樣的場景可以當配件』,」劉致昕說,「這也提醒我們在安排採訪行程的時候,要把視覺元素帶進來。」美編的參與,使報導最終得以多元的方式呈現,突破平面雜誌以往較為生硬的呈現方式。

回想起這趟採訪,劉致昕表示,在走訪不同氛圍的城市,訪談不同態度的社群時,團隊的採訪重點始終扣連著當初編輯室裡的提問:為何德國要接受數以百萬計的難民,以及如何做到?而這對台灣而言意味的什麼,台灣的讀者需要什麼樣的資訊?因此,劉致昕說:「如果沒有當初那場辯論,我們可能就是單純到德國去拍攝一些難民畫面回來,而這將會和我們最終所呈現的報導很不一樣。」

難民教我的事:真誠的互動與理解

中東戰雲密佈的同時,遠離戰場的歐洲也陸續發生多起恐怖攻擊。2015年起,ISIS在西歐地區策劃一系列恐攻事件,令人意外的是,參與恐攻的嫌犯並非最初大家所擔憂的中東難民,而是在歐洲土生土長的穆斯林後裔。

位於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的莫倫比克(Molenbeek),是三名參與巴黎與布魯塞爾恐攻嫌犯所成長的社區,國際媒體蜂擁而至這座穆斯林移民聚居的社區,並紛紛在報導中將它比喻為「歐洲恐怖份子的溫床」。

2016年,劉致昕與《商業周刊》團隊也造訪了莫倫比克,他們的目光卻聚焦在一座試圖改變居民命運的育成中心上。當時,劉致昕在莫倫比克進行了為期一週的採訪,無意中發現一場表演即將在社區劇場公演,他輾轉與劇場創辦人約訪,希望了解劇場成立的始末。而當他們見面時,劇場創辦人將他到一座位於社區裡的育成中心,告訴他:「我覺得你想談的問題,必須先從這裡看起。」育成中心是由一位投身網路產業的創業家所成立,同樣出身於莫倫比克的他,有感於這座社區的居民基於族裔與宗教因素,長期被主流社會排擠與歧視,因此,居民多半從事社會地位較低的職業,若否,只能投入地下經濟的領域。總體而言,現實生活令莫倫比克居民感到絕望,反倒是ISIS對聖戰所摹畫的美好圖像令他們看到了希望。因此,育成中心的宗旨,是指導居民掌握coding技能,並協助他們創業,改變境遇。

在多達150多家採訪莫倫比克的國際媒體中,劉致昕和《商業周刊》團隊是唯一一家報導育成中心的媒體,而這一切並非偶然。劉致昕說,2015年採訪難民危機的經驗告訴他,即使國際報導中所面對的受訪者與自己的語言、文化和生活經驗迥異,但越是這樣,越是要把受訪者當作一個活生生的人,真心互動,嘗試理解他的生活,與所遭受的困境。因此,在這次的採訪中,他毅然在莫倫比克待上一整週時間,為的就是找出在隱藏「歐洲恐怖份子的溫床」標籤下,莫倫比克青年成為聖戰士的結構性因素。

劉致昕說:「在國際報導中,我學到的是:注重人與人的互動,去理解他們作為一個人,被放置在那樣情境裡的感受,以及理解他們的選擇。對我而言,這是國際報導中很重要的元素。」

我爸教我的事:如何說好一個故事

講座當中,劉致昕不斷強調國際新聞對台灣讀者的意義,以及刻畫新聞人物真實的處境,因為他希望他的報導,可以觸及到更廣泛的讀者群。對此,他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我爸理論」:「當我要判斷一個題目重不重要時,我爸是一個很好的試紙:如果連我爸都有這樣的疑問,代表這個社會可能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有一樣的疑問。」此外,當它完成一篇報導後,他希望原先不關心這個議題的人也會想看,他笑稱自己的爸爸也是最好的標的。

然而,光是有好的題目還不夠,如何使讀者吸收其中的資訊,更是重要的課題。劉致昕引用了楊雅喆導演的創作理念,把重要卻生硬的議題比喻為苦口良藥,「而我們的工作就是要為它包覆上糖衣,讓需要吃藥的人可以開心的把藥吃下去。」因此,這就考驗著記者的書寫功力,以及呈現資訊的方式。而對劉致昕而言,每週處理大量稿件的編輯們,可以敏銳的指出最適合台灣讀者的敘事結構,並點出台灣讀者對議題的興趣所在,是協助他調整報導寫作的最佳幫手。他說:「對我而言,我所要堅守的是新聞的資訊價值,但我要調整的是說故事的方式,在這方面,我覺得《商周》給我一個很好的訓練。」

面對創傷:接受,並繼續書寫

由於近年來,劉致昕國際報導的主題總是不脫戰爭與難民,因此在座談問答時,也無可避免地被問到了,在做了這些採訪之後,如何面對當中的人情糾葛,以及如何處理創傷?劉致昕以自己在《報導者》發表的〈敘利亞公民運動〉為例,說明自己在採訪過後的確帶著一些創傷。為了理解敘利亞受訪者的生活,在回到台灣後,劉致昕仍然每天從自己信任的來源,無時差地接收來自敘利亞的消息,面對轟炸與屍體的畫面,逼自己與受訪者過一樣的生活。爾後,他花了大半年的時間寫作,但並非所有的時間都在做功課,時常是在他翻完當天的採訪筆記後,滿溢的情緒就逼的自己無法下筆。

然後,他理解到:「面對創傷的方式,就是接受自己身上留有創傷,而你的人生安排,和你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將重新組織。」最終逼著自己下筆的,也是自己的情緒,他知道在獲得了這些人的故事之後,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心是熱的,筆是冷的」原則下筆,將他們的故事記錄下來,讓世人知道,「這才是真正的敘利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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