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致昕:「我想證明做為一個記者,大家仍然需要我」

記者/沈朋達

 「很多人問我,當自由記者是什麼感覺?我的感想就是這四個字。」
 在投影片上,劉致昕用巨大的鮮黃色字體寫出「如履薄冰」

 

成為自由記者前,劉致昕也曾在體制內的媒體待了幾年。政大外交系畢業後,劉致昕進入《商業周刊》擔任財經線的記者,在《商周》的第一年,劉致昕獲得遠赴德國採訪「柏林新矽谷」專題的機會,之後也多次到歐洲出訪,奠定了從事國際報導的基礎。《商業周刊》之後,劉致昕又成為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駐台助理記者。即使在記者路上走得順遂,當時的劉致昕卻產生自我懷疑,「我想過是不是要換個方式理解這個社會,理解這個世界不同的運作哲學。」

「午營」,不只是咖啡店,也是媒體

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劉致昕到了某創投公司,擔任董事長特助;之後又進到了社企流從事內容工作。直到2016年,因為家庭因素,劉致昕才回到台南,與朋友一起經營「午營咖啡」,並成為自由記者。

「午營咖啡」定期利用三層樓的空間策展,並舉辦各種議題的講座。「我們把二樓佈置成一個居住空間,邀請我們的講者住下來,就是希望把那些以往只出現在台北的講座,帶來台南。」劉致昕接著說:「作為一個記者,我也很享受在咖啡廳裡的交談。我覺得一次次的交談,都像在做採訪一樣,在這些交談裡,我可以觀察台灣民眾對議題的看法是什麼?他們的需求是什麼?這個過程中,讓我重新思索更適當的對話方式,也回過頭來重新看待自己的工作,定義『媒體是什麼』的問題。」

對劉致昕而言,「午營咖啡」不僅僅是一間咖啡廳,也是一種媒體,讓各種議題在此對話交流。

自由記者的經濟不自由

這兩年來,劉致昕以自由記者的身份進行國際報導,為《商業周刊》、《報導者》、《端傳媒》和g0v等媒體供稿。劉致昕笑稱,大家對自由記者有很多浪漫的想像,但如果要他來定義的話,他認為自由記者就是「沒有領月薪,不屬於任何一家機構的記者」,在經濟壓力下,自由記者實際上並未如大家所想的那麼自由。他說:「所謂的自由,是你所合作的媒體,你的編輯願意完全地信任你、尊重你,而這和你是不是在體制內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因此劉致昕強調,他十分佩服線上記者,在嚴苛的條件下仍可以把報導做好,這顯示出他們在背後花了多少心血,下了多少苦工,他謙虛地說:「所以關鍵並不是我這個人做得好不好,而是工作方式和環境。」

有聽眾好奇作為自由記者,劉致昕是如何獲得並維持報導所需的經費?沈默一陣後,劉致昕告訴大家,目前至少有五個題目在他腦中,卻礙於自由記者的身份,和經費不足的窘境,無法把採訪好好的做下去。老東家《商業周刊》一直是最支持他的後盾,但劉致昕認為自己無法再說服同個媒體,對一個外人投注這麼資源。以往他曾經申請過一些青年獎助項目,但這些獎項往往只獎助30歲以下的青年,並非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劉致昕笑稱,他甚至想過要申請研究所,之後再利用交換學生的方式到其他國家進行採訪,他知道這是個本末倒置的方法,但也凸顯出在目前的環境下,自由記者面臨多麼嚴峻的生存困境。

因此他也曾幾度想放棄做記者,但每當這個念頭出現,總會出現一些外力支持他,彷彿告訴他:「這條路還可以繼續走下去。」2016年的金鼎獎,以及2017年的卓越新聞獎,都激勵著他繼續堅持夢想。劉致昕說:「我沒辦法滿足媒體對於即時新聞和每週的線上新聞的要求,但我想證明做為一個記者,大家仍然需要我,所以為了生存下去,我必須十分努力地做好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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