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陳世敏（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
與談人：黃肇松（中央通訊社董事長）
　　　　蘇正平（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 
　　　　高惠宇（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
　　　　鄭  優（前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
　　　　程宗明（公共電視研究員）
　　　　楊欣欣（法新社前駐台辦事處主任） 
     
陳世敏：

　　做為一個新聞人，我對於媒體如何走向專業主義，有一些關懷。長久以來，我們的社會，包括媒體、政客，對媒體的思維，總是趕不上媒體的發展。我們在座幾位貴賓，近則我們的父母親，遠一點是我們的祖父母，在他們在我們這個年齡的時代，他們可以一輩子不接觸任何媒體，而且可以生活得很好。現在不是，現代人沒有媒體絕對生活不下去。從媒體、社會與個人關係來講，媒體從可有可無，變成像空氣、日光、水一樣的東西，是日常生活用品，發展到每一個人的必需品，這一絕大轉變並沒有反映在我們媒體管理的思維裡。

　　日前才剛通過的國際人權公約，就規定了民眾的基本自由權，就包括了媒體權。它不是買報紙、收聽廣播的權力，而是製作報紙、廣播與電視的權利，正確來講是媒體的近用權，這絕對不是新的觀念。雖然我們在過去的法律，特別是衛廣法、有線電視法，已經陸續、零散地引進若干媒體權利，把媒體的主體由政治家轉為一般的社會大眾，認為接觸媒體是每天生活所需。媒體當然應該服務社會大眾，而這些並不反映在我們的體制裡。

　　聽說新聞局就要被裁撤了，有關媒體的管理機構，顯然會分散到各個地方，所以對台灣媒體界，將來在管理相關體制如何做？現在沒有任何線索，因此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就媒體重大問題，面對這樣的環境改變，面對媒體成長，面對管理思維轉變，如何讓不同聲音傳出去讓社會瞭解，這是我們辦這場研討會的目的。因為我們發現台灣關於媒體的討論，真的是太少太少了。我們媒體界，我沒有看過為了共同利益而同台競技、同台發言。我們媒體也沒有一個智庫，對媒體產業的未來發展，做一些規劃，提出一些建言。為什麼會有過去兩三個月，立法委員對公共電視的誤解，認為公共電視是政府出錢，應該完全在政府的control底下。我們如何讓這些聲音出去。

　　最近全世界媒體面臨寒冬，使媒體人有不同的思維，我們在會議資料中，有聯合報那福忠先生的文章，還有美國資深新聞工作者John Nichol對媒體的反思。John Nichol認為internet的影響不大，重要的是我們媒體體制本身的問題。很不幸地台灣完全遵循了美國對媒體管理的基本想法，簡單的說就是自由市場。這反映在我們對報紙沒有任何限制，我不是說它是壞事，也許是好事。但也反映在我們的電視，我們現在一共有193個頻道，無形中結構性因素決定我們媒體沒有辦法壯大，甚至沒有辦法生存。193個頻道，以平均數來講，就算全國電視機都打開，平均不到0.5%的收視率，折合收視人口不到十萬，十萬的收視人口是吸引不到廣告的。這是任何在媒體裡面的人都知道，大部份的電視頻道會註定收不到廣告。所以以我教書這麼多年，我發現媒體個人工作者都這麼優秀，為什麼我們整體來講，媒體會這麼差？我們媒體界對媒體專業該怎麼做，我們缺乏自己的建言。我們整天在寫社會的事情，媒體人幾曾寫有關媒體的事情。美國、英國的報紙，把媒體產業看得非常重要，包括中國大陸我們都不如。

　　以英國衛報來講，禮拜一到禮拜五，每天四個page就在討論媒體的事情。我們沒有媒體的版面，如果有，一定是在娛樂圈，各位做了什麼壞事，到酒廊去被狗仔逮到，才會出現媒體人的消息。今天媒體的產業是多麼龐大，面臨新聞局要改組，產業界重大改變，我覺得應該有個思維，媒體人自己要來發聲。所以今天不是要來檢討中央社、央廣的，固然我們難免會談到。

　　媒體發展到成為每個人生活的必需品，John Nichol指出，雖然美國號稱是自由市場，不過媒體也從來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而自由市場的弊病使得媒體今天走到這樣。未來如何走，John Nichol與那福忠分別談到一些過去沒有談的觀念：像報紙這樣的東西，是不是走公共的路線。

　　印刷媒體對民主制度、對社會發展還是非常重要，因為在批評社會上，印刷媒體比電視更有力。假如我們社會沒有好的印刷媒體，這對社會是重大的損失。我想在座媒體人應該都會同意我這點。既然關鍵是在整個體制，那麼商業體制又行不通，是不是改採公共體制？這一波的影響，採取黨營、國黨、公營，受到影響不深；採取某種程度公共，其實是國家補貼的半公共制度，北歐受到的影響也不多。在完全崇尚自由主義的美國，有人提出這個聲音，對照台灣的體制，可能毛病也在這裡。

　　媒體幾乎就是我們的生命，如果媒體業不長進，我們也臉上無光，所以我們媒體的專業人士，怎麼為媒體的專業主義能盡一點心力，特別在思維方面，提供給社會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