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過去二十年來知識分子對台灣社會的參與情況,有一種頗為普遍的看法,或者說印象,即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角色,似乎趨於隱沒、沉寂。這種看法在某些意義上,也許一定程度是真確的;然而,若仔細追究以上這個描述,則我們也許得做幾個提問:一、為什麼對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回顧,圈限在過去二十年內?二、所謂「知識分子」,究竟何所指?三、台灣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真的已經全面消退了嗎?

  本文在《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這個時間框架裡進行陳述,當然將會比較集中回顧過去二十年裡的相關現象。但我認為,若論及知識分子與台灣社會之互動的議題,可能並不存在一個特定的年代、時間點、或歷史事件,作為準確切割或標誌出一個關於知識分子在社會角色上之消長的轉捩點,無論「野百合學運」、「保釣運動」、或其他。從這個島嶼被殖民的歷史以來,一直到今天,台灣作為最早、也相對充分地擁有民主機制與言論自由的一個華人社會,它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階層,在他們根源於歷史經驗的「文化基因」裡,普遍仍對參與政治社會或公共事務不感興趣,甚至依然戒慎恐懼。同時,同一個歷史與今日,數量較少的另外一些台灣知識分子,在評議時政、批判文化、奉獻社會的個人或集體作為,倒也從來沒有中斷、消沉過。

  因此,一個看起來有著較大戲劇性、新聞性、或時代象徵性的事件,未必自動可成為知識分子社會角色何以消長的適切理解方式。如果一定要以一九九○這個年份作為標誌,來理解「知識分子怎麼了」這件事,則我以為,若說那一年因為發生了「野百合學運」而使這個時間點有特殊意義,不如以這個時間點象徵著「後解嚴時代來臨的年代」、或者「全球化的擴大登陸」這樣的意義,具有比較寬闊一些的解釋力。不過,更重要的問題則是,「知識分子」到底是誰?以及,他們的社會角色與作用,是否真的已經沉寂?我試著從一些事實、現象、或經驗,對這些問題稍微做些描述。

媒體裡的公共知識分子

  當論者認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或影響力逐漸式微時,我想他們主要是指在大學裡工作的學院知識分子(以下暫且簡稱「學知」)。但即使是學知,我們也得至少先將這個環境裡的人,分為教授和學生兩個層面來談,不能只看大學教師這部分學知的作為。不過,教師身分的學知,畢竟有著比學生優勢太多的發言位置和條件,因此,他們若普遍被認為在社會參與上日趨銷聲匿跡,是值得稍做議論的,下一節裡我將多做一些鋪陳。除了學知,至少還有兩種知識分子社群需要被討論,即在媒體任職、或固定近用媒體以發揮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暫稱「公知」),以及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投入社會實踐的行動者(暫稱「行知」)。在最後一節,我將簡略描述行知的一些面貌。

  在台灣,公知其實大量來自在校園任教或研究機構的學者,以及積極於社會實踐的行動主義者,但我於此所稱的公知,暫時專指在報紙雜誌等傳統平面印刷媒體任職,負責撰寫特稿、評論、專欄的人,以及雖未專職於媒體,但在報章雜誌有固定專欄或不定期(但一定程度地頻繁)文章/投書的「民間學者」、評論工作者或文化人,和固定在電視/收音廣播上現聲現形議論時事的媒體人/名嘴。

  政治解嚴、言論自由終於「合法」的一九八○年代末,因為網路作為言論表達的空間尚未開始,當時具有較大範圍之影響力的媒體形式,主要是報紙與電視/收音廣播。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隔年年初報禁也解除,可以辦新報紙、或者將原有的報紙增加張數。一些具有知識分子議論政治社會性質的新報紙,陸續出現,例如自立報系於一九八八年初創辦的《自立早報》、中時報系於同年三月初創辦的《中時晚報》、和隔年六月以康寧祥為創辦人的《首都早報》等。在解嚴之初意氣飛揚的那幾年裡,這些報紙的經營者和參與者,程度不同地彰顯了知識分子的某種淑世精神,在整份報紙或部分版面上,展現著一種知識分子議論或改造社會的集體情懷。不過這幾份報紙或者早夭,或者硬撐了十餘年、仍不敵停刊命運。【1】

  其他存活的報紙,先後面對原來資源雄厚報系(如中時或聯合報系)的市場寡占、電視媒體即時性與消費性的競爭壓力、網路資訊的興起、和香港「壹傳媒」集團的登陸等諸種原因,不是先後萎縮、消失,即是往商業化、小報化的口味傾斜,並且依照其原有的政治或政黨傾向、繼續強化其立場以鞏固基本盤讀者。在經營者無法自我超越的文化水平和政黨立場下,即便仍可發現少數任職報社的新聞工作者,辛苦地堅持其專業道德與知識分子的原則,整體而言,在這種商業/政治利益複合體的台灣報紙生態下謀生的報人,很難允許產生薩依德(Edward Said)所說的、應該扮演質疑而非顧問(遑論幫閒、為人作嫁)角色的媒體公共知識分子。【2】《立報》也許是唯一的例外,但可惜其發行量、以至於其影響相當有限。

  廣播電視媒體的生態更糟。解嚴之後,電子媒介仍然牢牢被當時持續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控制。一九九○年代前段,電視仍只有官控商營的台視、中視、華視老三台,全國性收音廣播電台則仍屬政府或國民黨所有;媒體組織和言論空間沒有什麼改變,政治控制依然嚴厲,其他應運而生的商業性或政治反對勢力的地下電台與電視台,則開始恣意蔓延。雖然一九九○年代中後期,「有線電視法」規範了「第四台」的合法營運,民視與公視也先後成立,但「有線電視法」、「公共電視法」以及民視,大抵皆是政治或商業勢力妥協下的畸形產物:公視一開始就被廢了公共性、不被允許建立理性報導或辯論公共議題的平台,民視也大多只在政黨勢力/利益上試圖平衡、缺乏超越性的作為;而有利於財團壟斷的有線電視系統,則讓台灣的電視媒體,由政治控制直接交到商業操控與惡質競爭的手中。新成立的收音廣播電台,大約也只在政黨勢力與經濟利益中角力、發聲,大體上非常缺乏公共言論的功能。

  任職於報紙、電視與收音廣播組織內的媒體工作者,固然受制於組織約束和媒介文化,無法發揮集體的或廣泛的知識分子介入社會之言論力量;媒體組織外定期近用、參與在媒介空間裡的知識分子,因為上述的媒介文化,除極少數擁有足夠名望、而能在意見上相對自主少受約束的媒體/文化名流之外,多數的近用者仍得在言論議題或尺度上,做某種程度的自我限制或妥協,甚至主動配合媒體之政治/商業需要而演出。最後這類公知,除了在號稱公器的媒體空間,創造自己與媒體的共同利益之外,大約就如波斯納(Richard Posner)所嘲諷的,成為以表演為業的公共知識分子了——儘管波斯納自己也不過是個站在維護主流政治與美國國家主義立場的評論者罷了。【3】

  大眾媒體是最能讓知識分子廣泛參與社會、發揮影響力的方式,但台灣近二十年的民主化過程裡,報紙與廣電媒體,總體來說不但沒有提供這個功能,反而成為台灣社會倒退、政治民粹化、與公知趨於沉寂的一大原因。不過,主流媒體的集體墮落,提供了非主流媒體的崛起空間,雖然它們的經營備極艱辛。例如,《破週報》在批判觀點或傾左立場的文化報導與評論,提供年輕學子一個呼吸另類資訊與意見的空間;《苦勞網》則集中關切與勞工和弱勢族群相關的各種議題,是理想主義青年的必讀媒體之一,也贏得社會的普遍敬佩。

學院知識分子的困境
 
  如本文先前所說,華人社會的歷史文化經驗裡,一向不但不鼓勵、且從來只是挫折人們參與公共事務,介入政治社會。這樣的歷史文化基因,至今沒有太大的改變:一代又一代進入大學校園的學生,普遍被家長耳提面命,不要參與學運或社運,只管把書唸好,找個好工作;不少在校園任職的教師,則主張大學教授應該只管把自己的學術專業做好,在政治上應保持價值中立,認定政治純粹是「他人之事」。這些長期以來的現象或迷思,根本地限制了學知在台灣社會產生更大的集體進步力量與作為。

  這種自欺欺人的迷思或身段也常不堪檢驗:一方面,其實從來沒有「政治價值中立」這回事,只有以學術語言或姿態,包裝一個貌似中立的特定政治立場,無論此處所稱的「政治」是廣義或狹義的,是指現實意義上的政黨/族群政治、或左/右政治價值與意識型態;另一方面,學而優則汲汲於仕途、仕途不順又退守校園的教授們,也不絕於途。當然,過去二十年來,這種「莫談國是」的文化,並非沒有變化與進步。一九九○年的「野百合學運」裡,還有不少學生家長跑到靜坐廣場,將自己的孩子帶走,而二○○八年在同一個廣場上的「野草莓學運」,已經有部分學生的家長,願意支持他們的孩子參與這個學生自主的政治行動了。

  除了上述「不碰政治」的歷史文化傳統因素,大學教師身分的學知,在過去二十年、特別是過去十年來的逐漸遠離社會參與,至少還有三個主要原因:一是作為公共輿論平台的媒體的惡質化與商品化,二是藍綠族群惡鬥讓學知對公共事務的發言卻步,三是學術評鑑制度的「專業化」與瑣細化、對學知形成新的綑綁。前兩個原因其實相關,或說來自同一根源。自一九九四年底的台北市長選舉,趙少康挑動族群矛盾以求選票開始,十幾年來的藍綠/統獨/省籍矛盾與衝突,就不斷增溫、擴大。尤其在二○○○年的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後,這種被政客以「統/獨」假議題、無限放大省籍矛盾與藍綠對立的社會氣氛,掩蓋了所有真正需要關注和討論的政治議程與社會議題。

  如前所述,從立法起即缺乏前瞻視野和有效管理規範的幾種媒體法規,讓一九九○年代起漸次開放的平面與電子媒體大量而混亂地湧現,並必須以某種叢林法則,進行惡質的商業競爭以求存。在各類便宜行事的經營投資裡,剝削甚至擴大藍綠矛盾,以刺激閱聽人的持續注意與泛政治神經,成了媒體經營者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法寶。電子媒體的談話節目與時事名嘴應運而生,各擁其政黨/族群色譜,長年來日以繼夜地噴口水、扯政治八卦,對理性社會與公共議題破壞無遺。

  幾家提供了言論投書版的本地報紙亦各自站穩藍綠位置,少有異議空間(如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的「時論廣場」版過去被認為是在主流媒體中,提供了相對持平、可較理性而深入地論辯公共議題與進步觀點的唯一空間;但是在「旺旺集團」買下中時集團、並於二○○九年變更股權開始經營管理轄下各媒體後,「旺旺中時」這份報紙的言論空間,也受到更大的控管,而逐漸萎縮了原先的公共輿論空間。願意參與社會的學知,本來就厭煩於藍綠惡鬥,不想被攪進這個泥沼;媒體變本加厲地協助升高藍綠族群對立,更使學知視社會參與或發表公共意見為畏途,生怕動輒被人貼上顏色標籤。【4】因此,缺乏理性之公共言論平台的台灣媒體環境,是造成學知從社會參與中退卻的一個主因。

  至於大學發展的方向,與學術評鑑的專業化走向,也是造成學知無心力投入公共領域的一大原因。從教育部過去數年來希望以量化概念,評量人文與社會學門的大學教研工作,並且以卓越計畫、頂尖大學計畫等這類經費補助(或不補助)的機制,期待台灣的學術能夠在短時間裡「國際化」,並擠進世界大學排名開始,根據自然科學領域的生產方式與「成果」概念,以各種「計點」辦法進行獎勵與懲罰的量化評鑑設計,就日益牢固地綁住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知,讓他們疲於應付這個「胡蘿蔔與棍子」機制下的論文篇數、期刊等級、教學/服務積點、或參與各種有價值或沒有價值的大小研究計畫、與其他五花八門的「頂尖計畫」,以數字創造頂尖/卓越感。他們不再有多餘的力氣去參與社會,關注公共議題。

  薩依德在批評「專業化」成為知識分子的威脅時說:「我所說的『專業』意指把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工作當成為稻粱謀,朝九晚五,一眼盯著時鐘,一眼留意什麼才是適當、專業的行徑——不破壞團體,不逾越公認的典範或限制,促銷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場性,因而是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觀的』。」【5】富里迪(Frank Furedi)在批評當代西方知識分子普遍的平庸化與順從化傾向時,也認為學院裡不斷強調提高專業性的方向,與學者對工具主義的瑣碎知識追求,是一個嚴重的問題。【6】我認為薩依德的雄辯,值得我們深思:「今天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個業餘者,認為身為社會中思想和關切的一員,有權對於甚至最具技術性、專業化行動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議題,因為這個行動涉及他的國家、國家的權力、國家與其公民和其他社會互動的模式。」【7】

學知的積極作為,與行動知識分子

  即使學院知識分子被迫面對校園內外諸多挫折他們參與社會的因素,在過去二十年來,還是有一些學知,以個別或集體的力量,介入公共事務和社會實踐。以集體的努力和實踐來說,台社與澄社是從一九八○年代末期就開始的兩個學術團體,前者以理論和研究書寫,進行帶有左翼立場的政治社會批判,後者則大抵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座標,積極介入對現實政治的評議。
  但若論及學術社群以超越政黨利益,又通過社會運動的方式、將專業知識轉化為社會改造動能的案例,則很有趣地,竟都出現在一向被視為保守或依附主流政治的傳播學界。自一九九○年代初開始、從不同的行動或事件裡,漸次醞釀成形的兩個學術/社運團體,一是由跨校傳播系所學生(以研究生為主)於一九九四年成立的「傳播學生鬥陣」(傳學鬥),另一則是以跨校傳播領域大學教師為主、成立於二○○三年的「媒體改造學社」(媒改社)。 1994年由跨校傳播系學生組成的傳播學生鬥陣,是進步學生運動團體的代表。圖為2009年傳學鬥參與「搶救公視」大遊行。(林靖堂攝)

  傳學鬥出現在一九九三年的「學生公視觀察團」,而媒改社的部分成員,則可溯及同一年成立的「公共電視民間籌備會」,和一九九七年的「公共媒體催生聯盟」。二○○○年成立、監督民進黨政府兌現其媒體政策的「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無盟),則是媒改社的前身。【8】「無盟」曾以運動考量而短暫參與在二○○○年開始的民進黨政府的相關媒體事務裡,而一度被輿論貼上「親綠學者」標籤;但當該組織很快發現民進黨沒有結構性改造媒體生態的意圖或格局,轉而退出體制、改組為媒改社並長期批判與監督執政者的角色時,那些輿論上的譏諷者淪為犬儒,但該組織則不改學知以運動介入社會的理想性格。

  儘管學者組織的社運團體如媒改社,只能在教研本務之餘盡力為之,且勢單力薄,難以發揮多少立即而強大的政治效益;而如傳學鬥的學生組織,也較強調批判知識的思想準備和意志培力。但這兩個組織一路走到今日,行動未見衰退,意志不曾鬆散,在國家機器不再如同二十年前那般重視知識分子意見的此時,繼續以集體的力量,希望使媒體改造與社會進步的可能,在台灣社會發生。這種將學術實踐於政治社會的跨校組織力量,與持續的行動經驗,在過去二十年的台灣學術社群裡,似乎還沒有看到其他的例子。

  媒體結構的改造,乃台灣一切社會改造得以快速開展的必要前提條件,因為所有政治社會議題,都需要有理性公共的言論平台,以推動全體社會思考與進步的工程。遺憾的是,在社會運動無形中也「專業化」、分工化的現實限制下,媒體改造的工作,大約被認為只是媒體學者而非所有人的事。不能將各方人馬集結在媒體改造議題之下,眾志成城地大步推動媒體生態的變革,使今日各方人士只能浩嘆媒體乃台灣社會最大亂源,卻莫可奈何。

  比起教師的社運團體,過去二十年來由學生組成的學運/社運組織,數量就更多、也更多元了。從一九九○年的「野百合」學運組織,到二○○八年的「野草莓」運動,其間曾經出現過、或繼續前進的參與政治社會改革的學生組織,相當之多,包括「新社會學生鬥爭」、「青年樂生聯盟」、「反高學費行動聯盟」、「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教育公共化連線」……等等具有論述能力與行動力的團體,以及,各大學校園裡的進步學生社團組織,如近兩年來由台大大學部學生所辦的、關切校園內外各類公共議題的《意識報》,皆令人激賞。

  以二○○四年初成立的「青年樂生聯盟」(樂青)為例,這群跨校的研究所菁英學子和大學部學生,以論述、抵抗和社區經營,維護「樂生療養院」院民權益與院區歷史文物的各種具有想像力的行動,長達四、五年之久;在心力交瘁之際,仍不敵國家機器的強勢力量、和主流社會一味發展經濟利益之方向。未能成功維護樂生院之後,接續「樂青」傳統的新一代學子,繼續將集體介入社會、對不正義之權力結構進行抗爭的行動,轉到環境議題上。他們從二○一○年初起,針對環保署與國科會任由中部科學園區企業無視環評結果、逕行建廠的破壞環境行為,到工地現場與各地校園進行「反中科三期工程」的抗議行動。

  至於過去二十年來,在台灣社會的各個公共領域,由知識分子發起、創辦、帶領、並持續奉獻力量於社會改造與進步的各類民間社團、社區大學、非政府組織、文史工作室、環保團體,則不及備載。這其中又以婦運、環保等幾個領域的組織,成績最為輝煌,而作為行動者的知識分子,在其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9】從一九九○年代初的「美濃反水庫運動」,到今日遍地開花的環境運動;從「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對性工作者人權的爭取和維護,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對外籍移工之勞動權利與生命尊嚴的努力;從關切勞工與基層教育的台北縣蘆荻社區大學,到關切原住民文化保存與社會條件的高雄市原住民部落大學……。這些組織的創辦者或帶領者,都是具有高度理想性格與實踐能力的知識分子。在這個層面上,台灣在社會實踐場域的知識分子,其實是前所未有的興旺與昂揚。

結語

  站在二○一○年,回顧過去二十年,有些人認為台灣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逐漸隱沒,更多人則認為今日的青年世代是草莓族,不堪承擔介入社會的重責大任。然而,我在「樂青」或《意識報》這樣的接觸經驗裡,卻發現今日年輕世代理想主義青年的優異、沉穩、深思與行動力,恐怕超越了過去任何時代或經驗。而當近年來耽溺於民粹和選票的主流政治勢力,不再重視知識分子的意見時,可能也辯證地讓過去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知識分子,被迫卸除「大知識分子」的使命意識、或自我放大的英雄感(雖然有人還是樂此不疲地自我暈眩於斯)。

  年輕世代的知識分子,以更為複雜多樣的面貌,出現在公共與私人領域之間,變化於「草莓族」與強韌的形象中,自在地參與社群和社會,將公共事務融入日常生活中。社會實踐不再外部化,製造成一大筐必須馱負的沉重使命,而逐漸變成一種充分內化的生活信念或生命情調。【10】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從都會返鄉定居工作,或參與社區建設,或回到家鄉發展有機農業,或分別從自己的生活據點開始,點滴打造一個新的、有美感與品質的城市空間。他們也許正在翻新草根行動與社會實踐的概念。如果我不是在過度樂觀地解釋這些我所看到的景象,則台灣未來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連結,將是非常有趣、值得高度期待的。

  一九九○年的三月學運廣場上,我為那些中正廟前的靜坐學生,寫了一篇鼓勵的文章,末尾引了鮑勃.狄倫(Bob Dylan)的一首著名政治歌曲〈時代不停地變革〉(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的部分內容。我願意重寫一次於此,並與不同世代曾熱情參與社會的、年輕過的知識分子們相互提醒:

  國會裡的議員們,聽聽外面的咆哮,別再佇立門口,阻擋通道…
  全社會的父母親們,別亂批評你們無法瞭解的現實
  孩子們已不再落入你們的老舊框格
  如果不願伸手支持,請從他們的新路上消失
  因為時代不停地變革!

注釋:
1.《首都早報》只維持了十四個月的壽命,於一九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停刊。《自立早報》於一九九九年初停刊,維持了十一年;《中時晚報》則於二○○五年十月底停刊,歷時十七年。
2.見愛德華.薩依德著,單德興譯(1997),《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台北:麥田。頁163。
3.理查.波斯納在《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台北:時報,2004)一書裡,將諸多批判的、政治性的西方知識分子整個批評一遍。他認為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與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對公眾議題並無太大貢獻,只是文學作品而非政治預言,又稱畢生致力於批判美國帝國主義的杭士基(Noam Chomsky)為「政治科學的白癡」,對其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像波斯納這樣出言猖狂的作者,也許可以提醒我們,一本名之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書,不必然具有多大參考價值。
4.一些原本積極於社會批判或政治改造的學術團體,如「台社」(台灣社會研究)、澄社、「台教會」(台灣教授協會)等,在過去數年來的號召力與社會影響力,似乎有逐漸下降之勢,其各自彰顯或被賦予的藍綠/統獨標籤效果,可能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5.薩依德(1997),《知識分子論》,頁113。
6.不過,富里迪的反對知識分子平庸化、專業化、與順從性格,主要是在維護他認為的知識分子該有的菁英性,並以此觀點批判傅科、鮑曼等後現代觀點學者所持的反對知識分子該擁有普世價值之權威這個主張。富里迪回到知識菁英的論點,雖有其深刻性,但仍需更多的爭辯。見法蘭克.富里迪著,戴從容、王晶譯(2006),《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台北:聯經。
7.薩依德(1997),《知識分子論》,頁121。
8.這些組織與行動的紀錄,可參考馮建三(2006),〈台灣公共電視的建構與擴大,1990-2006:學院知識分子、社會遊說與政治威權的角色與互動〉,《傳播與社會學刊》,第一期,頁47-67。
9.這部分的相關資料,參考中正大學傳播系管中祥教授的觀察和意見,於此致謝。
10.這個看法,來自我與「美濃返水庫運動」領袖鍾永豐先生的相關討論時,他的觀察與描述。我有類似的經驗,相當同意這樣的觀察,也感謝鍾永豐的深刻意見所給予我的經驗上的確認。

作者簡介
郭力昕,台灣台南市人。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媒介與傳播系博士,現任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副教授。曾任《人間》雜誌圖片主編,《中時晚報》媒體評論專欄作者,等等。著作包括《電視批評與媒體觀察》、《新頻道:電視.傳播.大眾文化》、《書寫攝影:相片的文本與文化》等。目前也是「媒體改造學社」和「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