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廖家慧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5 月19、20日舉辦「亞洲新聞專業論壇」,邀請各國專業新聞記者一同討論關於「網路新衝擊、社群媒體、假新聞與民主」等議題。今年的中國場邀請兩位調查記者來臺分享,調查記者A從「大陸調查記者從業現狀:困境、分化、堅持與可能性」為主題,透過報導案例說明在中國從事調查新聞的艱難處境,調查記者B則是從「中國大陸政府網路信息公開的作用與挖掘」為題,探討網路資訊如何在各案件扮演重要角色;而中正大學教授羅世宏從臺灣媒體的大陸新聞報導表現發展指出臺灣媒體的重要角色,端傳媒總編輯李志德則指出中國互聯網上層的政經結構已布局向外發展黨國商業資本。

 

現場觀眾聚精會神聆聽中國調查記者分享當地記者從業環境變化。(攝影/姚其宏)

中國調查記者從業環境變化,以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作為分水嶺

調查記者A指出,近幾年中國調查記者從業環境所發生的變化,以2013年初發生在廣州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作為一個分水嶺。2013年《南方周末》報社在製作新年特刊過程中因為受到廣東省委宣傳部的壓力與干涉,未經正常出版流程出刊,致使新年獻詞中出現數個常識性錯誤。於是一年一度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詞備受公眾關注,該事件迅速發酵成為公共事件,引發全球性關注。

隨後,《南方周末》報社內部採編人員也公開表示抗議,新年獻詞事件的內情被公開,也有民眾到南方報業集團門口舉牌、圍觀、演講,事件從網路走向街頭。

向來被指為勇於揭露腐敗、報導真相的《南方周末》曾是中國大陸調查新聞報導領域裡的代表。然而此事件後報導風格明顯大變,中國大陸的媒體從業環境日顯逼仄,調查記者群體也明顯分化、飄零。《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之後,以南方系為代表的傳統紙媒衰落,中國媒體迅速進入新媒體時代。

新媒體時代的開始、魯煒治理下的網信辦打大V

中國媒體真正進入新媒體時代,主要是網路新媒體《澎湃新聞》2014年6月於上海上線。之後,許多新媒體陸續誕生,例如:重慶的《上游新聞》、成都的《紅星新聞》、北京的《北京時間》等。而新媒體時代的開始和運行,幾乎和中國媒體生態進入到魯煒治理下的「網信辦」(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時代相同步。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成立於2011年5月,這一年微博已經興起,特別是2011年7月發生的723溫州動車事件,因為有關單位粗獷的處理方式,無數悲憤的關注者開始使用微博關注、評論723事件,把微博的使用帶到最高峰。數位時代的網信辦嚴刑峻法整治、管控互聯網,首當其衝的是微博。微博曾被寄予厚望,認為是公眾可以自由言說發表自己主張的廣場,而調查記者A也是在723溫州動車事件發生後開始投入微博使用發表獨立聲音。

後來,魯煒發動打大V運動。所謂大V,也就是經過認證的賬號,指微博上具影響力的評論人士,這些網絡名人擁有的粉絲數以百萬計,粉絲們會閱讀、評論並轉發他們傳播的新聞及觀點,其中有很多都是指責或嘲弄官員的內容。中國共產黨正在通過開展多年來力度最強的互聯網整治行動來打擊這些網絡名人。活躍的微博帳號紛紛消失,所謂廣場已不復存在。微博式微,公眾與媒體從業者開始廣泛的運用微信公眾號進行言說,資深媒體人也開始利用微信公眾號平台嘗試創業。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賴鼎銘也對中國媒體現況提出觀察與分享。(攝影/姚其宏)

中國傳統紙媒時代調查性報導的最後榮光

調查記者A認為,在《經濟觀察報》調查新聞部以及《東方周報》試刊的時期,這些媒體仍感覺調查記者大有可為。例如《經濟觀察報》調查新聞部就寫了多篇揭發山西官場貪腐的報導、廣東烏坎事件報導,以及北京暴雨事件的報導。

2012年王立軍突然逃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事發後的第五天,《經濟觀察報》刊登了《重慶病人》一文,是王立軍事件發生後第一篇由中國紙媒披露的深度報導。該事件引發了全球媒體關注的重慶薄王事件,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之後的政治走向。《東方周報》試刊期間,也延續了對重慶薄王事件的關注,刊出了《青年王立軍》、《重慶黑打基地揭秘》等系列報導。

然而,2012年北京721暴雨事發後,因為《經濟觀察報》調查新聞部推出《暴雨失蹤者》的調查報導,披露了官方死亡名單的不真實,北京官方為之震怒。後來《經濟觀察報》遭到北京市文化局「掃黃打非辦」的騷擾,報社牌子被摘除。調查新聞部被認為是一個惹是生非的部門,2012年10月解散。

此外,《東方周報》原本訂於2013年2月28日正式創刊,且先前已經出過多份試刊號,但是到了該年3月底卻突然宣布無限期停刊,資方撤資、編輯部解散。停刊原因,一方面是編輯部內部被認為用了不該用的敏感人士;另一個原因則是《南方周末》新年獻詞發生後的媒體環境氛圍,使安徽有關單位心有憂懼。

在紙媒已經沒落的時期,《東方周報》雄心勃勃。本來想逆勢而起,在調查性報導方面有所作為,還組織了專門的調查記者團隊,但最後仍不幸夭折。從此,只聽聞紙媒陸續休刊,幾乎不再有紙媒創刊。

2017年統計,中國傳統媒體調查記者人數下降58%

中國研究者對中國調查記者進行問卷調查,2017年的研究結果發現,中國調查記者面臨嚴重人才流失的趨勢,與六年前的調查結果相比,傳統媒體調查記者從業人數下降58%,調查記者的年齡結構偏向年輕化,主要集中在7家傳統媒體和2家新媒體。調查記者枝葉飄零最大的困頓,是來自於從業環境日漸逼仄、功利化的社會風氣、高房價等沉重的生活成本,迫使一部分從業者不得不選擇另棲他枝。網路新媒體時代的到來與中國調查記者枝葉飄零相同步。

以重慶事件為例,2012年發生薄王事件之後,中國媒體一湧而上,大批調查記者在重慶調查薄王,但是到了2017年7月薄熙來的繼任者孫政才又被查落馬, 記者一擁而上的場景不復再現,只有寥寥無幾的一兩家中國媒體刊出有關孫政才的調查性報導。

在眾聲喧譁的新媒體時代,流量好、故事非虛構成為媒體機構的熱詞。調查記者踽踽獨行,但仍舊存在於《財新周刊》、《新京報》、《中國經營報》等傳統媒體以及《澎湃新聞》、《介面新聞》、《騰訊新聞》、《紅星新聞》、《搜狐新聞》等網路新媒體。曾經做為大陸調查性報導領域的標竿媒體例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幾乎已沉於湖底,不見作為。

為了應對紙媒衰微、新媒體勃興的新趨勢,一些傳統媒體也紛紛開闢新媒體項目,例如《新京報》經營專做深度調查的「剝洋蔥」微信公眾號,《成都商報》經營網路新媒體《紅星新聞》等,都為調查記者的棲身提供了更多可以選擇的舞台。

新的從業環境裡,仍有堅守的中國調查記者在環保、反腐敗、推動糾正司法領域的冤假錯案、以及突發新聞事件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諸多議題,施展「有限度的監督」的可能性。

捍衛公共利益的調查記者不會滅失-捍衛都江堰報導

2015年10月《中國經營報》刊登了關於都江堰世界文化遺產核心區的「黑電站」調查報導。黑電廠聖興電站被偷偷修建在都江堰世界文化遺產核心區內,組成公司股東身份存疑,疑似為幕後高官輸送利益。

起初先修整所謂的成都市第二應急水源摩兒潭水庫,實際上是要掩人耳目,專為運作這個電站而修建,並且利用了殘存修築於毛時代的一截「蘇修大壩」借殼都江堰曲渠首邊上一個村屬小電站,以技術改造之名,實際是偷偷新建了一個新電站規避了報備程序。

聖興公司共有四個股東:都江堰寶瓶投資公司、都江堰市國有資產投資公司、都江堰市紫坪鋪鑫隆公司、深圳市嘉兆基投資公司。調查發現,最蹊蹺的是深圳市嘉兆基投資公司,該公司與盛興公司幾乎同時成立,是專門為聖興電站投資而來,被認為是給幕後高官輸送利益的白手套公司。

《都江堰世界文化遺產核心區裡的無牌電站》調查報導刊出後,媒體紛紛跟進聲援,如《新京報》、深圳《晶報》都發表了相關評論。報導引起高層關注,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做了批示,國家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先後到都江堰進行調查。即便在輿論監督風暴下,官方對黑電站的查處、糾正仍是姍姍來遲,且不徹底。

但在有限的監督環境裡,都江堰調查報導,還是盡到調查記者應該堅守監督公權力職責的一個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