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中國大陸早在2011年，遲至2013年，調查報導空間日益窘迫，優秀新聞工作者紛紛離開第一線新聞採訪或調查報導行列，轉業或從事「三公」（開公司、做公益或做公關）者比比皆是。影響所及，大陸新聞採訪報導自由每下愈況，傳統新聞業對中國社會起到的輿論監督作用也不如過往大。
中國大陸新聞業未盡的寒冬，令人感到同情；同時，我也要對仍在第一線堅持奮鬥的大陸調查記者，包括在座的兩位調查記者，表達敬意。
當然，上述大陸這些情況，已是大家略有所知的狀況。但台灣媒體呢？台灣媒體的大陸新聞報導表現又如何？以下我想強調的是，在應然面，台灣媒體本來應負起更大的大陸新聞報導責任（畢竟，台灣媒體有較大的新聞自由空間）；但這又似乎很難，因為涉及實然面的狀況並不令人感到樂觀，甚至為此感到扼腕。
過去數年來，除了《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和公視之外，台灣各大主要媒體如中央社、三立、中天、中視、TVBS、《中國時報》、《旺報》、工商時報、《聯合報》、《經濟日報》皆有派駐記者至大陸採訪，通常三個月輪調回台一次，主要派駐在北京、上海，少數曾派駐廈門、深圳等地。但目前各媒體派駐大陸的記者人力都出現縮編的現象，例如中天新聞台和中視原本各派一組人員在大陸駐點採訪，現已合而為一，共同派駐一組人員。《中國時報》和《工商時報》也一樣，也已改為共同派駐一組人員，而《旺報》原本在多個大陸城市派駐記者，現已改為只在北京和上海兩地派駐記者。縮編的原因，一方面是台灣媒體財務狀況日益窘迫，另一方面是因為台灣記者在大陸採訪能夠發揮的空間有限，主要是綜合外媒、或甚至是陸媒的報導，而由台灣記者直接採訪的報導也因為各種條件限制而難以取得重大獨家新聞，因此縮編派駐大陸的新聞採訪人力，似乎是各家媒體在諸多因素考量下做出的理性選擇。
擔任回應人的羅世宏認為，如何捍衛台灣新聞自由，並讓台灣媒體在華文世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未來的挑戰。（攝影／姚其宏）
根據我的研究訪談，曾經派駐大陸採訪的台灣記者多指出，雖然目前在大陸各地採訪已無需事先向國台辦報備，但透過手機監控等手段，仍會不時關切台灣記者在大陸的行蹤，對台灣記者形成某種心理壓力。在若干敏感事件或時機，大陸國安及公安部門也會私下和台灣媒體記者聯繫，提醒牢記大陸國務院的第 537 號令的第 17 條規定，「境外媒體採訪時，事先得經被採訪單位、個人同意才能採訪」，並重申違規採訪不被允許，劃下採訪紅線，預先消毒；甚至像是爆發民族問題如新疆或西藏的敏感事件時，台灣派駐大陸記者也曾有一整天手機受到干擾，無法正常使用手機採訪新聞的狀況。久而久之，台灣派駐大陸記者也從中學到「潛規則」，不敢隨便碰觸西藏、新疆、政改、維權、群體事件和法輪功，甚至是台商倒閉潮或罷工潮…等相關事件或議題的第一線採訪活動。2011年中國大陸茉莉花運動期間，甚至有 3 名台灣派駐大陸採訪記者在北京王府井遭到留置訊問，明示台灣記者在大陸採訪還是有不少禁區存在。
許多台灣派駐大陸採訪記者對這些限制感到無奈，同時也對台灣記者在大陸新聞採訪的自我審查感到惋惜。亦有台灣記者對我表示，不像有的境外媒體記者曾因新聞逾越陸方紅線而遭驅逐出境，台灣媒體派駐大陸記者從未發生類似情事，因為台灣媒體記者在大陸早已學會自我約束和自我審查 。而台灣記者會這麼謹小慎微，也和台灣媒體資方並未給予台灣記者充分支持有關，導致記者習慣低調，不惹麻煩，台灣記者所做的大陸新聞報導也就因此乏善可陳，或至少是缺乏新聞專業主義表現較為突出的報導。
普遍而言，台灣媒體願意長期派駐大陸採訪的記者並不多，因為並無額外津貼，兼顧台灣家庭和子女不易，而且媒體並未給予充分資源和支持，至少不像外媒記者還聘有大陸當地助理人力協助。此外，台灣記者大多也擔心，萬一在大陸因新聞採訪惹了麻煩，台灣媒體在不敢得罪陸方的態勢下不一定會全力相挺，而且自己未來入境大陸採訪可能會被禁止或刁難…，在在使得台灣派駐在大陸採訪的記者缺乏新聞專業工作上應有的成就感。
派駐在大陸的台灣記者缺乏充分的採訪自由，除了無法採訪報導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新聞之外，也常常面臨沒有不採訪的自由。例如，有一位台灣派駐大陸採訪的記者即坦言：「我覺得在大陸採訪自由還是有很大限制，甚至沒有那種不採訪的自由。你要去哪裡採訪都要經過對方的同意，但是有些活動我們不想去採訪，但你連這樣的自由都沒有。最多的是國台辦，他們就是把媒體當成傳聲筒，譬如說國台辦主任王毅（按：王毅現任中國大陸外交部長）要接見誰，那些參訪團可能是很無聊的，也許平面報導還有一些素材可以寫，但是對電視台來說那種畫面是很無聊、沒有新聞價值。但常常國台辦發一個通知給台灣記者，說幾月幾號在哪裡，王毅要接見誰誰誰甚麼團，如果台灣記者不參加這個活動，常常會接到關切電話」。
本研究發現，大陸官方對於兩岸新聞管理（news management）也越來越得心應手，導致台灣媒體的特定報導受到陸方的嚴密審查和過濾。最明顯的例子是涉及跨國詐騙案的台籍嫌犯的相關新聞，陸方在台灣記者採訪活動上做了相當嚴密的管控，包括單獨讓台灣與陸方關係較好的旺旺中時集團媒體進入監所採訪，並且嚴格審查所有台灣記者的發回台灣的稿件內容，甚至連各家電視台新聞應包括或不包括什麼特定的畫面都有所要求。整體而言，台灣媒體在此事件的報導，大體上遵循大陸官方設定的框架，亦即台籍嫌犯在監所的待遇很好，這些嫌犯很可惡，騙大陸老百姓的辛苦錢，並且對台籍嫌費被迫在大陸中央電視台（央視）公開懺悔認罪的有違人權精神的作法不做任何批評。
陸方對於台灣媒體記者的控制，亦可見於差別對待不同的媒體，例如前述優先讓台灣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單獨進入監所採訪台籍詐騙嫌犯的新聞，亦包括限制《壹傳媒》集團、新唐人電視台、《大紀元時報》和自由亞洲電台等媒體記者入境中國大陸採訪；又如「馬習會」時，台灣部分被陸方認定為不友善的媒體記者甚至無法入境新加坡；「洪習會」時，陸方更臨時通知排除部分台灣媒體（《自由時報》、《上報》與《鏡傳媒》）的記者進場採訪，理由竟是「場地空間有限」！
以上情況表明，大陸本地的新聞自由程度與輿論監督空間，與台灣媒體報導大陸新聞的品質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微妙的連動狀態。雖然在大陸同業新聞自由與輿論監督空間變小的時刻，台灣媒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大陸新聞報導者的角色，但在實然面卻非如此，此乃係受到多重因素（包括台灣本身媒體政策與產業結構的因素，也包括「中國因素」）影響所致。如何讓捍衛台灣媒體的新聞自由不倒退，並且讓新聞自由發揮實際或更大的作用，從而讓台灣媒體在華文世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應該是此刻與未來幾年內，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