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德/端傳媒總編輯

兩位遠道來自中國大陸的,向大家介紹了中國調查記者、調查報導的過去和未來。透過一個一個故事,我們可以體會在中國從事監督性新聞報導有多麼不容易,而且愈來愈艱難。

在了解具體情況之後,我想從高一點的位置,試著勾畫導致當今中國調查記者困境的上層結構,特別是北京政府看待網際網路的策略,如何從被動迎戰到「為黨所用」,這也是當今中國深度調查報導這個行業陷入困境的關鍵因素之一。

端傳媒總編輯李志德分享對於中國網路政經結構的觀察。(攝影/姚其宏)

以下就分「網路主權觀」、「網路管理的官僚機構」、「黨媒的進化」和「向外發展的黨國商業資本」四部分討論:

一、「網路主權」的倡議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關於「網絡主權」的這一席講話,可以視為對網際網路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在此之前,網際網路的政治和社會功能,是由「西方先進國家」觀念來定義,例如崇尚開放、自由,反對審查和管制。更重要的是它「跨國界」的特性。但習近平這一席談話,意圖明確地把網際網路重新圈回行政權下,網路長城 (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 和實體長城 (國境線) 合而為一。中國政府加諸網路輿論的種種審查措施,也從此加上了「主權獨立」的保護傘,以抵禦西方世界的攻擊。

習近平就任之後,原本的管理式方,例如刪除異見、 審查內容,甚至約談意見領袖等手段仍然持續進行。2013年8月8日,新接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的魯煒在北京召集了「網絡名人社會責任論壇」,會中他提出了「七條底線」的主張。當時有中共官媒以「由堵到疏」形容這場座談釋出的信號。

「由堵到疏」言猶在耳,8月23日就傳出了參與責任論壇的「大V」薛蠻子因為嫖妓被捕。薛蠻子的本業是創業投資人。他的微博內容是以打擊拐賣人口的倡議受到注意,之後的言論又擴及時事、環保、財經、歷史等。他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時,也公開稱許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特別是蔣經國推動的不流血革命,開放黨禁,建立多黨政體,「毫無疑問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中國人之一」。

薛蠻子被捕的罪名是「聚眾淫亂」,這部分據報導薛本人和涉嫌提供性服務的女子坦承指控屬實。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薛案的偵辦過程中,警方對外提供了一部兩個小時的訊問錄影,相當一部分時間聚焦在講述自己如何成為微博「大V」的過程。他說,在使用微博之初,原本只敢對自己熟悉的議題發言,但在粉絲的稱讚下,發言的議題就愈來愈多,也愈來愈享受網上群眾的追捧「這種不斷被肯定和讚揚的環境,誰都會飄飄然,誰都會感覺自己從一個普通人變成了一個比影視明星還要受關注的網絡意見領袖。」

接著薛蠻子有一段「自省」之詞:「這就像現實社會權力失去監督會導致膨脹一樣,網絡社會上缺乏制度和法規監督,一樣也會導致膨脹。」

薛蠻子「聚眾淫亂」是不是事實,自有司法審判來認定。但啟人疑竇的是官方的操作手法,特別是對外公布的訊問錄影中,明明薛觸犯的是風化案件,但他「自省」的內容卻集中在網路上的「發言不當」。再加上以明顯地以不成比例,甚至違反人權的手法,未審先判地對待一個算不上重罪的嫌犯,更使相當一部分評論人相信,抓捕薛蠻子只是 殺雞儆猴,真正的對象是網路上言論尺度較開放的更多「大V」。

也就在魯煒申明「七條底線」和薛蠻子被捕的前前後後,包括出身台灣的商界人士李開復、學者宋石男、音樂人吳虹飛、媒體工作者石扉客、作家慕容雪村等,也都因為各自的網路言論,受到了「禁止發文」、銷號甚至刑事拘留的處分。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證實:「( 2013年 ) 4月底,微博上一些活躍的大V們就被警告,不要隨意發表言論以及散布引起社會輿論不滿的信息。」

二、網路管理的官僚結構

除了行政權力直接打擊網上異議人士,習近平領導的北京政府也開始逐步建立實踐國家網絡戰略的高層結構:

1. 組建「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習近平自任組長。並組建單一的網際網絡管理單位。

2. 推動〈網絡安全法〉立法。

組建「中央XX領導小組」並在其中幾個小組裡自任主席,是習近平上任以來廣為人知的權力運用風格。2014年2月,「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了,它是專門針對網際網路的管理和發展成立的單位,由習近平自任組長。他在第一次會議上說到成立小組的目的在於:「創新改進網上宣傳,運用網絡傳播規律,弘揚主旋律,激發正能量……使網絡空間清朗起來。」

2014年8月「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完成了重組升級。在此之前。中國的互聯網管理權責分屬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工信部、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局、文化部、工商總局、公安部等超過十個單位。但在網信辦重組升級之後,網路管理的實際權力定於一尊,有論者形容網信辦就是實質上的「互聯網部」。

改組之後第一任網信辦主任魯煒,一時被稱作中國的「互聯網沙皇」。2015年,魯煒被美國《時代》週刊評為當年「百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2015年9月,習近平訪問美國期間,魯煒亦步亦趨,是能見度最高的隨行官員之一。儘管魯煒已經在2016年6月去職,日前確定遭到貪腐調查,情節嚴重。不過在擘劃、組織「習近平時代」的網際網路管理機制上,魯煒的「歷史定位」倒是十分鞏固的。

而〈網絡安全法〉草案則是2015年6月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初審通過,7月公布草案全文並對外徵求意見。

網安法全文共有七章68條,除了對整體網路安全的監管維護,以及使用者個資保護的規定外,與言論檢查相關的部分,有論者歸結出三大特色:

賦予網路監管部門幾乎毫無限制的權力;

加重網路營運業者的責任和義務;

強化對網路使用者的實名監控。

其中重要的條文包括了:

第6條,國家網信部門負責統籌協調網絡安全工作和相關監督管理工作。

網信部的主管地位同時也體現在第44條:「國家網信部門應當統籌協調有關部門加強網絡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通報工作。」

第20條,網路營運業者應該要求使用者實名登記。

第23條,偵查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可以要求網絡運營者提供必要的支持與協助。

第43條,國家網信部門發現違法、違規信息時,應當要求網絡運營者停止傳輸、消息相關信息。如果來源在國外,應阻斷信息傳播。

第50條,為了處置重大突發社會安全事故,必要時可以在局部地區限制網路通訊。

網安法的「劃時代」意義在於,它終結了中國民眾在網路間,原本相對較為自由的表達異議,甚至集結抗爭的自由空間。中國政論家莫之許認為:

「( 網安法 ) 強調網絡主權是國家主權的體現和延伸,是為了阻斷境外信息的流入,消除對於大陸民間抗爭和社會運動的聲援和支持;強化網絡運營者的責任和義務,則是為了全面清除對於體制的根本質疑聲音,消除各種異議表達和抗爭行為的存在,最後,網絡實名制取消了互聯網空間的隱匿特性,有助於將積極分子和根本質疑者識別出來,並徹底清除出互聯網空間。」

再者,也許可以補問一個小問題:即使沒有網安法,中共政權對網際網路的管理也沒有放鬆過,有流有網安法的差別在哪裡呢?就這一點,筆者的答案除了認為在「維權律師世代」興起後,即使是中共這樣的極權政府,「依法治國」是愈來愈繞不開的關口。

但另一方面,網安法的立法卻也讓台灣在面對中國政府對網際網路的封鎖帶來了新的機會,這部分容後再細述。

三、黨媒的進化和資本的運用

從薛蠻子和部分微博大V在2013年前後的遭遇來看,「以疏代堵」的對象其實不是這些在發言尺度上走鋼索的「大V」們,而是網路上的一般群眾。

除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外,與網路管理相關還有2013年12月底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個小組在2014年8月的第四次會議時,針對新媒體風潮通過了一份文件:《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其中有三段內容值得引述:

「將傳統出版的專業採編優勢、內容資源優勢延伸到新興出版,更好發揮輿論引導、思想傳播和文化傳承作用。」

「綜合運用多媒體表現形式,生產滿足用戶多樣化、個性化需求和多終端傳播的出版產品。強化用戶理念和體驗至上的服務意識,既做到按需提供服務、精準推送產品,又做到在互動中服務、在服務中引導,不斷增強用戶的參與度、關注度和滿意度。」

「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堅持行政推動和發揮市場作用相結合,探索以資本為紐帶的出版融合發展之路,支持傳統出版單位控股或參股互聯網企業、科技企業,支持出版企業尤其是出版傳媒集團跨地區、跨行業、跨媒體、跨所有制兼併重組。……鼓勵支持符合條件的出版企業上市融資, 促進金融資本、社會資本與出版資源有效對接。」

第一段引文,關鍵字是「輿論引導」。

第二段,關鍵字是「個性化需求」和「服務中引導」。

第三段的重點則在於「行政推動和發揮市場作用相結合」以及「 促進金融資本、社會資本與出版資源有效對接。」

三段引文的觀念,恰好完整說明了中共的黨媒「進化」的理論基礎和路徑。

在中國,一直以來和「黨媒」相對的概念是「市場化媒體」,它的意思就是但凡被稱作「黨媒」,指的就是以宣傳中央政策為主要任務,是不是能夠在市場上取得成績,一般被認為並不重要。只有一個報業集團中的「市場化媒體」,才需要以各色各類的內容吸引讀者眼球,爭取廣告,以取得商業利益。 「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可以說是「黨媒」最典型的代表。

但「黨媒」等於「沒市場」、「沒人看」的印象如今有了極大的改變。一個最好的指標,就是微信公眾號的排名。2015年微信新聞類公眾號排名的前十名是:

1.人民日報

2.新聞哥(騰訊公司主持的新聞公號)

3.央視新聞

4.馮站長之家(一個提供綜合性「三分鐘新聞」的頻道)

5.新聞早餐(也是一個提供快速、濃縮新聞的頻道)

6.都市快報

7.鳳凰網

8.南方都市報

9.中國新聞周刊

10.澎湃新聞

這個排名是綜合各公號全年的點擊量和下載量計算出來的,屬於「硬碰硬」的指標。

觀察這份排名,首先可以在第五和第六名之間劃一條線:第一到第五名,除了人民日報和央視兩家「黨媒」外,另外三家都不是傳統新聞機構。後頭五名才是一般所稱的「市場化媒體」,而除了新創網媒「澎湃」以外的四家,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在中國市場上質、量表現都很好的媒體。在例如2000年前後,要說南方都市報或者中國新聞周刊的閱讀人口比人民日報少,完全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除了以各種新媒體的操作法,吸引讀者進入「主旋律媒體」外,新的宣傳策略,更被來形塑個人崇拜,「學『習』小組」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這十年,我們好好學習。與習一起進步,一起擔當。錯過習的前60年,不再錯過現在。」這是「學習小組」微博首頁上的一句話,配上一張習近平十七歲的照片, 提綱絜領地點出了這是一個發布習近平個人信息的媒體。微博名稱是雙關語,既是「學習」,也是「學『習』」。

只消隨意看幾條「學習小組」的發文,立刻就可以發現它和傳統「黨媒」的不同之處。人民日報自己形容,這是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編委會給予很大空間的前提下,幾個年輕人的自發行為。這種類似於創業的方式,成為解放新聞生產力的一種嘗試。」

「學習小組」在2014年底的「中國企業新媒體年會」上,獲得「最受中國企業關注的自媒體帳號」。這當然得力於這個「自媒體」報導的主角是習近平,但人民日報自己也總結了學習小組成功的三點經驗:

1. 變換風格。要用讀者愛聽且熟悉的語言,替讀者找到事情的獨特角度。

2. 強調及時。移動端的傳播速度快,如果能早於其他競爭對手推出解讀文章,就會在輿論場佔據先機,形成良好影響。

3. 是突出權威。盡管我們很多時候是以調侃式的語言拆解時局,但在輿論場上,是將「俠客島」和「學習小組」作為黨媒發出的聲音來看待的。

換言之,不管用什麼樣的形式來包,獲得多大的點擊量,「進化的黨媒」的內核永遠是「黨媒」,傳達領導人的意志,拱衛中共中央的統治權,始終是最重要的任務。

四、向外發展的黨國商業資本

中國政府的網際網路發展戰略,在商業應用領域的策略非常清楚:以「管理」為名限制外商進入中國市場,利用海量規模的國內市場扶植少數幾家大型網路公司,使其快速累積資本,之後再讓這些巨頭進入國際市場,憑藉雄厚的資本和對中國市場的寡佔優勢,收購國外企業。

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玩家,莫過於馬雲創辨的阿里巴巴。

2012年9月,阿里巴巴進行了一次重大的體質調整:它以增資方式,購回了半數 Yahoo對阿里的持股,涉及的金額約為 76 億美元。過去 Yahoo 曾擁有 40% 的阿里巴巴股份,未來將分階段減少持股。

這次認購阿里巴巴普通股的主要投資機構,包括「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和兩家中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博裕資本」與「中信資本」;另外還包括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旗下負責股權投資的子公司「國開金融」。

美國紐約時報在這項消息公布之後兩年,發表了調查報導「阿里巴巴上市背後的紅二代」。其中質疑阿里巴巴並沒有詳細說明上述機構「深厚的政治背景」,根據《紐約時報》自己的分析,這上述企業的高級管理層中,「不乏執政的共產黨中最有權勢的成員的子孫。」例如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哈佛畢業生江志成(Alvin Jiang)是博裕資本的一名合夥人。

《紐約時報》還根據自身審閱過的文件指出,當時還有另一家公司也購買了阿里巴巴的股份:新天域資本。當時的國家總理溫家寶的兒子就是這家私募股權公司的聯合創始人。

儘管在《紐約時報》的報導刊出後,阿里巴巴發表了措辭強烈的聲明,強調「市場是阿里巴巴唯一的背景」。但西方世界對阿里資本結構的拆解和質疑,展示了中國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在網際網路產業領域的無往不利:執政集團的成員,既制訂法律,又手握監管權力,同時還可以是投資者和獲利者。當他們開始熟悉資本市場的遊戲規則後,這些網路公司的投資開始跨出網際網路領域。

2014年,阿里巴巴首先以創新的手法宣布進軍電影業,它發布了「娛樂寶」計畫。這是一個通過群眾募資投資電影的投資產品,最低投資額是100元人民幣,投資者預期年收入是7%,第一期產品推出時,阿里巴巴表示將投資一款社交網路戲和三部電影,包括當紅的「小時代」系列的第三部和第四部,以及根據小說「狼圖騰」改編的電影。

「娛樂寶」屬於「阿里巴巴影業」旗下產品,這家公司是2014年阿里巴巴收購了「文化中國傳播集團」,之後改名「阿里巴巴影業」。2016年8月,讓台灣導演、演員戴立忍捲入「台獨」風波的電影《沒有別的愛》,就是阿里影業的投資作品。

跟在「娛樂寶」之後,百度也推出了類似的產品「百發有戲」,它由百度公司與中影股份、中信信託和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聯合推出, 它最低投資門檻降至10元,根據所選套餐不同,投資者可享受提前觀影、見面會、演員專屬感謝視頻、慶功晚宴等不同消費權益。

百發有戲第一期投資的是電影《黃金時代》,投資人根據影片票房收入,還可獲得8%-16%不等的預期年化收益。

除了電影業以外,阿里巴巴在國際間投資的信息始終不斷:

在它的本業電商方面,阿里巴巴在2010年收購了eBay的商品發佈工具Auctiva和Vendio,這讓它獲得了超過25萬戶eBay商家,估計這些商家發佈的商品相當於eBay所有商品的5%到10%。2014年,阿里在美國創辦購物網站「11 Main」。

在2013年中到14年中約一年前後的時間裡,阿里巴巴針對美國科技業進行六、七筆投資,包括即時通訊應用Tango和Snapchat;體育紀念品網絡零售商Fanatics和電子遊戲初創公司Kabam等。對於這樣大範圍、跨領域的商業收購,阿里巴巴集團首席營運官張勇對紐約時報說:

「這一系列的收購,從社交網絡到地圖到移動瀏覽器甚至是醫藥公司,最終的主線都是為了實現基於用戶的緯度讓數據的鏈路可以越來越完整,從而能夠去了解用戶的消費行為、性格、地理位置乃至健康狀態。……最終基於無線端能夠給用戶提供他所需要的個性化服務。」

紐約時報的分析則是:阿里巴巴所設想的,互聯網公司的下一個角色,將是幫助所有傳統產業實現「在線化」和「數據化」,然後再利用大數據技術,提升各個產業的運營效率。……這些行業又會共生於某一個、或多個互聯網企業所搭建的一個龐大的數據生態系統中。

BAT中的騰訊也不斷傳出對外投資的信息,2016年它出資86億美元(約合565億元人民幣),從芬蘭開發商Supercell 手中買到線上遊戲「部落衝突」的股權。紐約時報報導指出,對Supercell的收購是騰訊迄今為止最大的一筆交易。從2010年之後的五年裡,這家市值2100億美元的中國公司在全球遊戲領域進行了多筆戰略投資和收購。

但「部落衝突」被騰訊收購後不久,就有台灣玩家指控,自己使用了兩年多的部落名稱「台灣共和國」,遭版主以「令人不適」為由,強行改為「美麗的台灣」。

只要稍稍列舉BAT這中國三大網路巨頭對國外的商業投資,就不難發現中國的網網路戰略已經走出了21世紀初期「封鎖」、「刪帖」、「銷號」等等看似強勢卻其實很消極的作為。取而代之的,是搶進國際資本市場,在西方世界尋找投資標的,表面上是進行企業本身面對下一個世代的戰略布局,但這樣的資本,無論是其可查考的組成,或者是使它能夠發展壯大的政經環境,都很難與在北京的權力集團清楚切割。

上海「徽投資本」董事長蔡偉在兩篇演講中,他以「執政拱衛權的重新配置」,非常清晰地描繪出中國官方如何憑藉著BAT三巨頭的能量,建構新的網際網路戰略:

「習總本人,明確說過,意識形態失守,則執政地位不保。習大大原話是這樣的:「建成幾家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我的解讀,潛台詞是,誰能給我用,好用,管用,我就用誰,傳統媒體還是互聯網,並沒有偏好。這種表態,實際上,已拋棄了傳統媒體管理那一套。」

「這20年,執政黨從警惕、懷疑、驚慌、迷茫到利用,到現在,習總接班後,技術官僚已重新調整認識,現在已確定把互聯網尤其是BAT作為執政拱衛力量。……比如,網信辦已經成為超級權力機構。這次習大大去美帝做客,參訪團都有誰啊?魯煒部長,馬雲、馬化騰、李彥宏、劉強東等,一干互聯網大老,我們國有傳媒集團領導人一個都沒帶,也沒帶我去。」

BAT取代傳統媒體成為鞏固中共執政新力量的根本因素,在於資本累積和技術發展,因而它在治理體系裡的地位愈來愈重要。 對於BAT收購傳統媒體的動機,蔡偉一語道破:

「對於BAT來說,純新聞業不是大生意,他們會尋找很少的標的來合作,比如此次阿里巴巴入股第一財經,入股川報集團的封面新聞項目,其主要價值訴求還是扮演執政協防角色,幫執政者處理媒體資產麻煩,以此換取官方隱性紅利讓渡。希望各位領導不要誤判,以為新聞業的大好時光可藉助BAT再回來。」

他的總結更是直白:

「對於官方來說,BAT不僅是執政協防者,也是國家網絡信息和經濟安全的壓艙石、創新基礎設施外包商。馬雲、馬化騰和李彥宏都是事實上的黨員,只是不交黨費而已。」

(本文整理自作者自著,「中國網路戰略的『進化』,與台灣的因應」收錄於「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第十三章)

本文為2018亞洲新聞專業論壇,中國場之回應稿。

中國場報導:

  1. 困境與堅持的可能性:中國調查記者從業現況
  2. 社群網路帶起的輿論 vs 中國官方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