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走向科技的那些年:關鍵的人與事

前 言

國家總體建設及科技發展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

如果一個人回顧他走過的歲月,覺得創造了一種改變,這樣子的話,當是無愧此生。--美國老牌記者華特‧ 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記者的回憶》

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歷史。臺灣在烽火連天、動盪不安的1950 至1970 年代(包括海峽兩岸軍事對峙、韓戰、越戰、退出聯合國、美與我斷交等),國內外氛圍和環境各種不利的條件下,又值黨國屬性體制和戒嚴時期;臺灣朝野上下,卻能在克難的國防及經濟困窘下,排除萬難,以突破橫逆,全力推動十二年國家科學發展計畫(1969-1981 年),由吳大猷、徐賢修等先後主持國科會,錢思亮主持中央研究院十三年的殫精竭慮,協同海內外院士及學界群策群力,為臺灣科技扎根,貢獻卓著。而此亦與政府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1968 年),提升了國民教育品質關係密切。諸此,始奠定198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時,中級科學技術人才的人力資源基礎,創造了「臺灣經濟奇蹟」;蒿目時艱,前人種樹,洵為不易;且是高瞻遠矚,以行動落實,功不唐捐。

我適逢新聞採訪因緣及難得歷史機遇,見證臺灣科技發展歷經篳路藍縷過程,艱辛備嘗,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乃將當年記錄的獨特報導稍做整理,除分享箇中甘苦、成敗經驗,亦期盼能以勵來茲,俾使國家發展更上層樓!

毛澤東有句名言:「槍桿子出政權」,確有些幾分道理在。其實,環視古今中外,不論是獨裁專制或民主開放國家的執政者,都要抓緊三樣法寶,就是「槍桿子、筆桿子和鈔票(經濟)」,也為國家「實力」的表徵。而今天的科技更是強化國防、經濟實力不可或缺的命根子,猶是現代媒體生存發展的靠山。

資訊科技更改變了媒體生態和環境,人人可利用手機傳遞訊息或新聞。

像獨裁者抓緊筆桿子,可當御用、統戰、麻醉、愚民的工具;民主國家領袖一樣亦是當做文宣工具,做形象包裝,並操控做為對付政敵,和爭取民意支持的重要手段;但民主國家的媒體,有其監督和社會責任;若能發揮「第四權」優點,產生制衡力量,則更能造福國計民生,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了。

簡言之,科技在今天已不只是國家興衰的重要指標,還能改變世界成為「地球村」,無遠弗屆;將許多的不可能變成可能,且能不斷創新,直接間接影響社會的食衣住行及育樂等生活型態,猶瞬息萬變,讓人目不暇接,由「分秒必爭」,已到了「秒秒必爭」的地步。

就以媒體為例,短短的半世紀,便已由電報、電話、傳真傳遞新聞,直接跳到平板電腦、手機。而一家電子報也只要有經營者、編輯、記者幾人即可構成,甚至在網路世界,幾變成「人人都是記者」;而「今日新聞」,已不用隔一個時段、或隔天才知道,亦已變成「即時新聞」,隨時隨地可知,無怪有人視為是千年以來未有的變局。就像趙甄北的一首詩所形容:「滿眼天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

這對新聞老兵如我,撫今憶昔,不免想起青原惟信禪師說:「老僧三十年前未曾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後來參禪悟道,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個休歇處,依然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別有一番感悟。

在半世紀前,臺灣雖烽火稍息,卻是面臨百廢待舉,物資及人力資源極缺乏的困境(科技師資缺乏,研究設備簡陋。而1969 年7 月21 日美國阿波羅11 號卻已完成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任務),「與敵人作存亡鬥爭,亦與朋友競爭」,能群策群力創下後來的「偏安」穩定局面,並使科學教育生根、創造經濟奇蹟、成就亞洲四小龍等卓著的豐碩果實;甚且在國防科技上,都有可觀的成就,讓國際社會刮目相待。

其他包括研製核武和導彈、生化等自製武器的能力,都能在短期間快速成長,而這些科技的應用發展,帶動國家總體建設的振衰起蔽,繼往開來,讓臺灣有了「不沉的航空母艦」譽稱,絕非倖致。

至於,國共內戰或海峽兩岸及中國、臺灣的歷史和政治上恩怨糾葛,十分複雜,當另有公評,在此姑且不論。

根據一項官方統計顯示,1953 年到1988 年間,臺灣每人年平均國民所得從100 美元躍升至6,000 美元,在四十年之內成長64 倍,成為舉世聞名的「臺灣經濟奇蹟」。例如在1971 年的國民所得為421 美元,到了1981 年則提升至2,432 美元,證諸科技發展確為推動經濟建設的火車頭。

美國哈佛大學中國研究講席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教授(曾獲哈佛大學傑出貢獻獎譽,目前擔任哈佛中國基金主席),在2015 年7 月來臺於「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講演,就指出,1969-1981 年代臺灣是屬於開發中國家,百廢待舉,但成功建立了發展中國家所需組織化的基本建設和訓練完善的人力資本。而中共政權在鄧小平文革後復出,複製類似的「臺灣經驗」,進行改革開放政策,1978 年後五年計畫再次在中國大陸開花結果。證實中華民國這段期間成就的「臺灣經驗」,確是實至名歸,令人感奮。

國際知名生化學家李卓皓曾說:「新聞記者是推動科技發展重要的力量。」可以鞭策政府和善盡守望、教育職責,經當年我專訪學界以及同業(其間,少數主要報紙也開始重視科技報導)不斷報導鼓吹,當局終在1978 年召開第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邀集產官學研科技菁英,以科技發展與國家建設為主題進行討論,凝聚共識。此後,每隔四、五年召開一次,針對科技發展的現況、挑戰與展望、願景,提出具體建議。會後再根據決議制訂各種長、中程計畫或方案。亦使我國的科學研究,不論在論文發表篇數與排名、獲得美國專利數與排名,以及國際間對我國競爭力的評比,都有長足的進步。相較於歐美先進國家豐富的科技資源、龐大的市場規模和悠久的發展歷史,臺灣能在短短的半世紀,就有如此出色的表現,無乃舉國上下同心協力所致。

我在早年獨家專訪美國首位派駐臺灣的科學顧問畢林士(Bruce H. Billings)(並兼農復會委員)、國科會主委徐賢修等人,就多次不斷報導催生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終於在1980 年底設立,且逐步發展成技術密集產業,為日後高科技產業奠定紮實的基礎。而隨著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的興建,不僅讓科學工業園區成為我國科技發展的重要指標,相關經驗累積形成的示範效果與技術擴散,更調整了我國的產業結構,增加就業人口,維繫經濟繁榮。同時,讓我國在國際高科技產業佔有一席之地。

當年的科技政策雖著重於促進產業升級,但對與民生福祉息息相關的醫藥、食品等項目也同樣重視。像1979 年5 月訂頒的「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就曾選定能源、材料、資訊、生產自動化四項為重點科技;1982 年8 月又增列生物技術、光電科技、肝炎防治及食品科技等四項,並鼓勵學者投入與這「八大重點科技」有關的科學研究。以肝炎防治的研究而言,早期國人B 型肝炎感染率之高,在世界是名列前矛。1984 年7 月,我國開始推動全球第一個大規模的B 型肝炎預防注射計畫,不僅讓國人逐漸擺脫B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防治過程中得到的寶貴經驗,也讓我國成為全球研究治療肝炎的重鎮之一。

我從1971 年起,同樣不斷獨家報導加強開發海洋資源新聞,及第一座設在臺大造船研究所的「船模試驗室」(首任所長由汪群從博士主持,後任海洋大學校長),鼓吹國人研製造船工作。而臺灣後來也終於有了第一艘國產2,700 噸級的大型研究船(海研五號),造價14.6 億新臺幣,完全由國人設計建造。而這艘研究船探測調查所得的資料,建置為「國家海洋資料庫」(包括東海、南海、臺海等),成為研擬海洋相關事務的參考,更成為國際級的海洋研究中心。

臺灣在2005 年將「國家太空計畫室」改為「國家太空中心」(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簡稱NSPO)隸屬於國家實驗研究院後,迭有優異表現;繼1999 年發射「福爾摩沙衛星一號」成功,復經專家學者團隊的再接再厲,又研製「福爾摩沙衛星五號」,於2017 年8 月25 日升空。這是臺灣首次自製的光學遙測衛星(著重於衛星本體及光學遙測與科學自主能力的建立),寫下太空研發史的新頁!

至於,我當年獨家報導政府推動南極資源開發利用大型計畫,到後來隨「海功號」首航南極冰洋採訪,則是人生最大的冒險,平安歸來乃託天之幸。而相關的報導及著述,恐亦只能以清賢陳宏謀所說:「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來表達個人的感受。

由於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除了年年有颱風侵襲,地震頻仍又難預測,當年國科會便邀國際知名的地球科學家鄧大量博士組成團隊,籌建了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由蔡義本博士任首位所長),並布建全臺地震微震測站網,逐漸有了能防患未然的事前準備工作,及至今天世界極端氣候變幻莫測,亦促使規模大的強震不時出現,而臺灣在氣象預報及對地震掌握程度,並不遜於先進國家。

在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推動方面,國科會亦於1999 年推動「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以兼顧能源安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及滿足未來世代發展的需求,包括開發低碳能源,研發節能減碳技術,研究建構能源產業發展所需的法規、制度與標準,以及加強此方面知識的學校教育與宣導,期能藉此帶動綠色能源產業的發展,並創造更優質的永續生活環境。諸此,更是1969-1981 年代不斷鼓吹和報導衍生的重要成果(例如媒體後來便增加了科技、環保、農業、能源等專職採訪路線),回首來時路,倍感倒吃甘蔗,不虛此生。

其他類如「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以新藥探索為起點,整合上、中、下游開發鏈的創新概念,連結基礎研究與臨床應用,進而商品化,並能發展疾病預防、診斷與治療的技術與藥品,達到個人化醫療的目標。也就是當年不斷獨家報導生化科技發展方向產生的推動作用。

此外,「轉學多師是吾師」,一直是我從事新聞專業的工作態度,像參與中研院的「中文電子化」研究工作,亦增強了報導「中文電腦」的力道,及催生首屆國際電腦會議在臺舉行等;到今天「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已進步到了能通盤考量電子科技的應用面與產業面,規劃生醫、綠能、車用電子、資訊、通訊、消費性電子等領域人才的培育與前瞻研究,以及相關的產業推動和關鍵技術開發,期能提升國內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簡稱IC)的產業推動和關鍵技術開發,以及智慧電子系統設計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而人工智慧科技(包括大數據、機器人等等),亦不落人後,並把成果應用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深感予有榮焉。

是以,科技可以殺人,也能造福人群,其禍福亦往往繫於國家執政者的一念之間。像早年原子彈的研製及投擲廣島、長崎,分別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杜魯門決定的。愛因斯坦後來就陷入極大的痛苦和後悔之中。他痛心地說,當初致信羅斯福總統提議研製核武器,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和遺憾。

之後的歷任蘇聯領導人、美國總統雖多主張「禁衍核武」、原子能和平用途,但仍不放棄維持恐怖平衡的力量,致進入冷戰時代期間,美國除了進行多達1,054 多次的核試驗外,也不斷對自身的核武器進行現代化更新並擴大其庫存量;其中在1966 年時,美國擁有的核武器最高估計已經成倍增加到超過32,000 枚之譜。1985 年時,全世界總共有68,000 枚能夠立即投入作戰的核武器。到了2014 年,世界強國相互制約核武的使用結果,也仍有4,400 枚核武器能立即投入作戰,而全球核子武器總數仍然有10,144 枚之多,堪為佐證。無怪如今經濟民生貧困的北韓,猶欲拼命發展核武,可見其負面影響很大,未必有利世人和平福祉。鑑於全球的核電一再發生災禍,也使得「非核家園」呼聲,在全球響起。像美國1979 年3 月28 日發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三哩島核電廠(Three-Miles Island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一次部分爐心熔毀事故,就造成美國核電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事故,但此事故並沒有證明西方國家的核電廠事故會造成人畜傷亡及公共危害,所以「非核」未受重視,僅大幅提高核電廠安全設施的建造成本,以免事故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

然則,到了1986 年4 月26 日蘇聯烏克蘭的車諾比核電廠發生的核子事故,開始受到國際關注,更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亦是首例被國際核事件分級表評為第七級事件的特大事故)。前蘇聯官方的報告指出,約60% 受到輻射塵污染的地區皆位於白俄羅斯境內。

經濟上,這場災難總共損失大概二十兆美元(已計算通貨膨脹),是近代歷史中代價最「昂貴」的核災事件。綠色和平組織估計的總傷亡人數是九萬三千人,而到1990年到2004 年間可能已經造成二十萬起額外的死亡。

當時的核安,固被許多人質疑,但由於車諾比核電廠的安全設備,遠遜於西方核電廠,因此三哩島事故後所建立的「核安」形象並沒有遭到嚴重打擊,但在2011 年日本福島的第一核電廠事故,確實瓦解了許多人對「核安」的信任。

發生在2011 年3 月11 日的福島核災事故嚴重程度,則遠超過美國的三哩島事故外洩的輻射物劑量,據法國輻射防護暨核子安全研究所(IRSN)估計,像2011 年3 月22 日,日本外洩的碘131 輻射量已經達到大約240 萬居里,約為賓州三哩島外洩量15居里的16 萬倍,亦約是車諾比核災事件輻射外洩量的10% 。

臺灣「非核」運動更是如火如荼,諸如暫停核四興建,也將現有的核一、核二、核三電廠逐一除役等,並促成了推動「2025非核家園」的長遠目標,當是值得朝野共同努力的方向!回顧以往採訪科技發展的篳路藍縷歷程,深感自己能幸運成為見證者之一。

在今天看來,當年朝野、國人的不畏橫逆,奮發圖強,實已奠下臺灣科技教育生根和國家建設的磐石,以致到後來突飛猛進,在國際舞臺上發光發熱!亦印證了1959 年曾擔任「長科會」主委、中研院院長胡適所說的名言:「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