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守望人：記者生涯四十年

1971年我踏進新聞圈不久，有一次遇到了徐佳士老師，他說，《經濟日報》採訪主任王彥彭告訴他，我在報社工作很努力，徐老師覺得很欣慰；我也很高興，因為徐老師在我們走出校門後，還是那麼關心學生。

許多年後，我們政大新聞系這班同學畢業屆滿四十年，藉著在台北重聚的機會，舉辦了祝賀徐老師90壽誕宴會，邀請已退休的老師們一起參加，以感謝老師們的教誨。

在筵席上，徐老師垂詢我那些年的採訪工作後，特別交代我把過去的經歷寫下來；他說： 「你在現場採訪，一定有許多讀者不知道的事情。」

我其實早已寫了《新聞守望人要要記者生涯四十年》一系列相關文稿。我寫這些稿件是因為在這些年的採訪經歷中，曾碰到不少想像不到的困難，逼得我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學會一些知識與技能去解決，而那些都不是我在校時能學到的。

考進「中央通訊社」沒有多久，那時國內新聞部副主任黃肇珩叫我準備去採訪即將自美返國的腦下腺激素之父李卓皓博士，李博士以成功分離與純化生長激素和腦啡等腦下腺激素聞名於世，採訪這樣一位名人，對我而言，壓力實在很沉重，幸而後來做過《中華日報》社長、監察委員等職的黃小姐那時不只是交付任務而已，她特別就李博士的研究對我作了詳細解說，並且建議我去找前台灣大學生化研究所長羅銅壁教授請教有關資訊。

黃小姐同時也告訴我，採訪像李博士這樣的科學家，不能「有聞必錄」把一大堆學術專有名詞「堆砌」在新聞稿裡，而必須輔以一些較淺顯、切合生活知識的實例作陳述，只有這樣，一般閱聽大眾才能瞭解那些科學新聞內涵。這番指導對我日後在美採訪德州超導中心主任朱經武博士和詹森太空中心的專家張元樵博士等科學家，有很大的幫助。

隨「海功號」到南極洋採訪開發南極洋漁業資源是我這一生中最難忘的採訪經驗，如果能重來一次，相信我會做得更好，但「新聞是明日的歷史」，歷史可能重演，發生當時的情境卻不一定會一樣。

我剛被派到美國採訪時，國際電話和電報費都很昂貴，我們必須倚賴中央社租用「合眾國際社」的電訊線路把新聞稿快速傳回台北總社，當然那必須是英文稿，我的英文底子並不好，真正體會「書到用時方恨少」這句話。

後來合眾社有了電腦，我改任駐休士頓特派員，轄區跨越美南13 州，每到一個城市採訪，只能半夜到合眾社當地辦事處去發稿，但往往因那些辦事處不同的發稿設備，弄得手忙腳亂、滿頭大汗才能完成。有一次，我甚至必須從亞特蘭大打電話到合眾社達拉斯的control center 才能問出亞特蘭大辦事處的電源開關藏在那兒。

總社曾同意我租用一台電傳打字機（telex），但那種機器必須先打字帶，如果打錯了，必須記得是哪一個字孔的字母錯了，以倒退的方式退回去修改，假如記不得，就得重打一條字帶。後來我配備了一台手提電傳打字機，每次出去採訪都得帶著那台重約10 餘磅的機器，還得隨身帶一些如螺絲起子等工具，到了那個城市，進了旅館，第一件事就是先找到電話線的插座，假如是在床下，還得爬進去接線，確定電傳打字機已接通了，再出去採訪，晚上回來發稿。

我在紐約時，因丁肇中博士的推薦，坐地鐵、長島鐵路轉計程車一路折騰到National Lab.去訪問物理學家喬玲麗博士，等見了面才曉得，我必須先讀完幾本物理學基本入門書以後，她才願接受採訪；後來在華府遇到傅申博士，也是因為沒有採訪過文藝新聞的經驗，差點被趕出了大門。

在華府的時候，我去商務部、貿易代表署採訪，那些官員扔給我一本幾乎像電話簿那麼厚的《綜合貿易法》，叫我把那些法條讀清楚了再去請教他們。

先師歐陽醇曾在課堂上說，一名記者如果不能排除一切困難完成採訪、撰稿，並把採訪到的新聞送回報社，根本等於沒有完成任務。我在國內外採訪時，腦海裡總是浮漾著這句話，遇到困難時也總是想盡辦法克服。

由於我的經歷是那麼難以想像，要解決問題的知識和技能又不是在學校或在書本上能學到的，所以我決定把它們寫下來，讓有興趣讀這本書的人瞭解記者生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讓有志從事海外採訪的記者預先知道該如何充實自己，學會許多排除困難的技巧。

也就在那場宴會中，我見到了新聞系學長、「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陳世敏先生，後來我在通訊中向他報告了我寫的這些文稿，他要我傳給他看了後表示，卓新基金會願意替我出這本書。

這本書能夠誕生，要感謝的人當然不只世敏學長，我的父母養我教我、我的師長教育我、我的長官指導我、提攜我、關懷我的人鼓勵我，對他們，我內心充滿了感激。

胡宗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