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風泱泱：忠義計畫到拉法葉艦的故事

一隻大象的草圖

一個脫胎自佛經的寓言故事是這麼說的：一群盲人想要知道大象長什麼樣子，國王就命人牽來一頭，幾個人分站大象四周，摸到鼻子的說大象像根水管；摸到耳朵的說像扇子；摸到象腿的說像柱子；摸到尾巴的說像繩子……。

一段長達二十年的歷史，僅僅作為客觀的存在之物，其巨大、複雜就遠遠超過一頭大象，更不要說是「二代艦的歷史」。

寫這本書，活脫脫就是「瞎子摸象」故事的翻版。

這本書的內容是從六十八年中美斷交起，到八十七年底成功級張騫號服役為止的海軍建軍歷史。在這二十年間，中華民國海軍投入超過兩千億新台幣，推動了「忠義」、「光華一號」、「光華二號」三項主要造、購艦計畫。其中忠義計畫半途叫停，後兩者則構成了海軍目前的主戰兵力。

這本書以歷史為經，分三部依時序描述這三項計畫，第一、二部間再加入代號「神鷹」的反潛直升機採購案，透過訪問當年親身參與計畫的部分當事人，配合書籍、期刊和剪報的佐證，勾勒出這二十年的造艦建軍史。

構想如此，但實行起來卻難上加難。首先，國防事務原本就帶有高度機密性，這幾項計畫更是機密中的機密，即便當時在海軍總部工作的人，都不見得清楚某一項決定的來龍去脈。因此，如何從國軍這個龐大的體系裡，找到當時的關鍵人士，就成了寫作這段歷史的第一個挑戰。所幸靠著一開始的機緣，接著是每一位受訪者的指引，作者得以像「拉線頭」一樣，一個接一個地找到直接經手、參與計畫的人士，他們的訪談紀錄，無一不是最珍貴的一手史料。

其次，哪怕是親自參與計畫的人，常常也只能掌握自己業管的那一部分，尤其在上下階層間，格外能發現這種限制。以忠義計畫為例，國內醞釀叫停時，設計團隊正在美國，幾位忠義小組的人士受訪時，都只能說「那時感覺氣氛不太對」，很難提供確定的答案。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忠義叫停，還是得從主導決策的郝柏村院長的口中，才能得出正解，但卻不是每個問題都能這麼幸運地找到對的人來解答。

第三，造艦建軍也是以下幾個變數交互作用的結果：

一、海軍在國家戰略中的定位。
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例如美國、法國、韓國，以及最重要的兩岸關係。
三、國內的政黨、流派、人事之爭。
四、軍艦應自製或外購的爭議。
五、不同軍艦性能各有強項，孰輕孰重的比較。
六、可能的弊案或非法手段的影響。

如果把寫書比喻成畫畫，這五個變數，就像五種顏色。手藝高超的畫師，能正確地判斷哪裡應該描上紅邊，哪裡該塗上藍色，甚至在需要的時候，調製出新色調，讓畫布上的形象最接近史實。

這個概念同樣知易行難，要能就每樁單一事件中，正確分辨上述六項變數（有時還有更多）的配比，不但超出作者知識範圍太遠，更有許多部分根本事屬未知。還是舉忠義案為例，當時如果堅持到底，究竟可不可能成功？不同的受訪者判斷不一：郝柏村院長認為「風險太高」；但也有當年的參與者斬釘截鐵地保證，設計時船已經經過充分的模擬，「沒有做不出來的道理」；主其事的雷學明將軍則認為，船雖然能做，但後勤體系的建立更是一大挑戰。

但事實是忠義案最後仍舊停了，能不能做出來已經無從證明。況且除技術因素外，包括主其事者郝柏村和總司令劉和謙對設計團隊的信任程度，以及當時日漸恢復的對美關係等，都是導致忠義叫停的原因。這裡面哪些是主要因素、哪些是在一旁的推手，孰輕孰重難以論斷。就像瞎子能摸到象頭已經不容易，實在不可能再要他量出大象頭圍的尺寸。

在這麼多條件的限制下，寫這本書不僅如同瞎子摸象，成果更只能說是一張大象的草圖。就像印象派的畫作，或許色彩絢麗，但很難用俐落的線條勾勒出清晰的輪廓。想要從頭到尾、裡裡外外看清這頭大象的全貌，還得等到海軍保存的檔案全盤公布的時候。只是檔案公布，動輒二、三十年，到那時再談這個，來得及嗎？

除了三個造、購艦計畫的故事，全書最後的〈附論〉，是作者對拉法葉艦採購決策和佣金疑案的個人看法。

這是二代艦歷史裡最敏感的問題，無可迴避，但卻最難下筆。寫作的同時，拉法葉佣金案同時也在台北地方法院審理中。在監察院調查和檢察官偵查階段，新聞炒得最熱，拉法葉採購在國人心中的印象是一個貪贓枉法、膽大妄為到無以復加的集體舞弊，但也正是在這個階段，出現了太多動機不明、真假難辨的放話和流言，確實讓作者茫然了好一陣子。

直到案子進了法庭，政客炒作冷卻了、各方人馬的放話也暫時停下來後，本案的採訪寫作才得到了一點點喘息的空間，藉著訪談和剪報資料，一點一滴釐清監察院的報告及傳聞中的公案，整理出作者認為信而有徵的史料，這時才逐漸有撥雲見日的感覺，總算可以排除大部分的臆測和流言，腳踏實地來建構二代艦的故事最中困難的一段。

這段時間的採訪，對本書第三部的寫作及建構〈附論〉中的論點，至關重要。例如被監察院調查報告形容為「一漲再漲」，甚至視為佣金來源的拉法葉艦採購價格，透過不斷的訪談、苦思和對照部分國家的例子，總算可以比較有系統勾勒出船價上漲的脈絡，並提出作者自己認知此事的邏輯。要不要接受這套漲價的邏輯另當別論，但我確信，通過比較精緻的討論，才能分辨哪些是合理的漲價，哪裡又有合理的折讓空間，這才能作為未來對外交涉軍購的參考。相對地，不明究理地把上漲價格全等於「佣金」的粗暴論斷，不僅對釐清案情和歷史沒有幫助，更只會讓後來的軍購案，籠罩在「圖利」、「浮報」的陰影下。很不幸地，看看部分立法委員對三項軍購案的批評，這種惡劣的影響正在發生。然而孰令致之？

和市面上絕大部分「拉法葉揭密」之類的書籍相比，這本書沒有趕在案情最熱的時候出版，也沒有驚世駭俗的「內幕」，因為這幾年抱著一堆獨家消息談「拉法葉案」的人太多；但真正談「拉法葉艦」，也就是軍購政策的人，卻寥寥可數。上面說的光華二號購艦款只是一個細節，推而廣之，這本書期待透過當事人的訪談和文獻考察，能回答一個根本的問題：「為什麼中華民國海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樣貌？」弄清楚現狀從何而來，才談得上未來要到哪裡去——不管你是否認同中華民國海軍的現狀。

在這篇序言寫作的同時，作者意外得知，「拉法葉佣金案」被告之一的祝伯康上校已經獲判無罪確定；他在全案起訴當時仍是現役軍人，所以由軍事法院裁判，和其他被告不同。陳長文律師在一次演講中，曾經引述國防部最高軍事法院的無罪判決文，它寫道：「『光華二號計畫』購案如有弊端，則將使國家公帑巨額流失，奸宄之徒自不可縱。……縱該購案存有偌大弊端，目前尚乏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反之，日後如發現渠有『光華二號計畫』購案其他弊端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尚非不得另予訴究，務期『不殺不辜，不失有罪』，方稱正義公允。」

最高軍事法院這段感人的判決文，說到底就是一句「無罪推定」。作者認為，堅持這個原則有消極和積極的意義。就消極的一面，是防止無辜的人士受到國家機器迫害；更積極的一層意義是，要求執政者將真正貪贓枉法之徒繩之以法，而不是拿浮報案當成佣金案，利用放話操作輿論，炮製一個「正義的幻覺」，向人民抵數交差。

這段判決文，也提醒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拉法葉案七名被告遭起訴時，特調小組曾說這批起訴的是「浮報罪」，「貪瀆罪」部分將另案偵辦。過了四年多，人民應該質問執政者：佣金案辦到哪裡了？什麼時候給社會一個交代？如果有，就交出犯人來，就算一時抓不到人，至少也要把案情說清楚；如果沒有，請還海軍一個清白，讓這群兄弟姊妹不再為「身為海軍」而羞恥，而配得上他們的雪白制服。

作者在《歷史月刊》九十二年元月號曾經發表一篇專題，名為〈二代艦的故事〉，本書的大架構脫胎於此，部分內容曾在這篇專題中發表，但本書也修正了當時查證疏漏的情節。此外，書中除取自文獻的材料外，由作者敘述的情節，全數來自訪談結果。當然，行文間若出現任何錯誤或其他法律問題，自然應由作者個人承擔。

這本書的採訪寫作從九十年中開始，歷時四年半。能夠順利完成，作者由衷感謝每一位接受訪問、願意為中華民國留下這一段歷史的先生、女士。其中同意具名發表全數意見的包括郝柏村院長、葉昌桐將軍、雷學明將軍和中國造船公司前董事長徐強教授。特別是葉、雷兩位，他們接受訪問的時間超過二十小時，口述紀錄接近十萬字，構成了全書的骨幹。兩位也把作者從一個門外漢，「教」到有基本的能力處理造艦題材。郝柏村院長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為本書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同時也感謝院長本人同意接受作者的採訪，對釐清書中幾個關鍵環節，至關重要。

此外，還有十多位必須為他們保留姓名和身分的受訪者。在開始寫作前，作者和他們每一位素昧平生，但他們絕大多數都只經過一、兩次電話或電子郵件後，就同意接受採訪，其中一位更是從頭到尾毫不保留地提供我一切協助。如今他們絕大部分都已經離開軍中或當時的工作崗位，不管是書中直接提到的人，或者曾經參與二代艦建造、採購的人士，除了極其少數的不法之徒外，都是保國衛民的英雄，他們的故事，不該被國人遺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祝願他們未來一切順利。

《聯合報》的王震邦先生，是最早得知我的寫作計畫的人之一，也由於他代《歷史月刊》向我邀稿，才連帶「逼」出了本書的架構。再者，要感謝作者在《聯合報》政治組工作時的長官何振忠先生，若不是他膽敢把當時「腥風血雨」的監察院交給一個二年級的菜鳥記者，大概也就不會有這本書了。

《中國時報》駐法國特派員蔡筱穎，是主跑拉法葉新聞的記者中，極少數能夠忠實傳達法國方面訊息的前輩。九十四年九月，作者為了這本書曾經走訪法國巴黎和洛陽市，她對我在巴黎的採訪工作提供了諸多幫助，也介紹作者認識《解放報》主跑拉法葉案的Laske先生，並充當我們的翻譯，讓我能夠掌握法國記者對案情的研判。中央社駐法特派員羅苑韶，也提供了法國當地的部分訊息。在此一併向二位致謝。

中國廣播公司記者程嘉文和《自由時報》記者許紹軒，是我記者生涯至今最重要的兩個朋友。嘉文對軍事知識的深度和廣度，加上博聞強記的功力，都遠在我之上，書中許多觀點，都是和他反覆討論的結果，有些想法已經分不出究竟出於誰。紹軒除了提供部分照片外，他發掘的新聞，直接啟發了全書結論中的觀點。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的「資深媒體記者出版獎助計畫」，讓本書有付梓的機會，這是一個有心作長篇寫作的記者夢寐以求的機遇。感謝陳世敏、習賢德老師對這個計畫的支持及最後的審查意見。卓新獎基金會林長瑤祕書包下從頭到尾的聯絡工作，還有商周出版社陳伊寧小姐的細心編輯，都是讓本書順利出版少不了的推手。

感謝徐強老師和杜念中社長同意為本書作序，我邀約得很冒昧，但這兩位卻毫不吝惜給我寶貴的意見。

最後，這本書要獻給我的爸爸媽媽：李韡棠先生和蔡寶枝女士；以及視我和姊姊如同親生兒女的叔叔、嬸嬸：楊幹卿先生和已經離開我們的黃雪梅女士。沒有他們前半生在戰亂、艱困中的奮鬥，就沒有我今天在這裡放言高論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