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角力下的香港／葉蔭聰

過去兩星期，最轟動的香港傳媒事件，要數新聞工作者馬凱（Victor Mallet）被逐一事。

馬凱是《金融時報》亞洲新聞主編，也是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副主席，香港政府拒絕他的工作簽證續期申請，但並沒有說明理由。馬凱在香港工作超過七年，也不是第一次被派駐香港，過去亦沒有簽證問題，更沒有因為犯法而被檢控或逮捕。一般相信，唯一理由是因為FCC較早前邀請了鼓吹港獨的民族黨代表陳浩天作演講，馬凱當日是主持人。事件引起香港及國際社會關注，有過萬人聯署聲明指責特區政府，要求交代，也有人上街抗議。

馬凱無緣無故不獲工作簽證續期，要七天內離港，這等同驅逐一名正常採訪的外國記者，這在中國大陸及其他專制國家頗常見，但在香港算是十分轟動。雖然特區政府說這不涉外交，但卻已等同外交問題。此事固然有它的中港原因及背景，但放在更大的背景來看，也涉及中國與整個西方的國際關係。最近，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森研究所發表演說，狠批中國，指中國政府以全方位（whole-of-government）手法在全球發揮影響力，威脅世界秩序、普世價值以及干預美國。不禁讓人聯想到，馬凱一事是否也是中共向西方世界的強硬回應。

《金融時報》亞洲新聞主編，同時也是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副主席的馬凱（Victor Mallet）（圖片來源／BBC中文網）

驅逐出境，讓人想起香港的冷戰歷史，以及當年這個小城的獨特地緣政治位置。冷戰期間，當年港英政府沒有像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那樣，對懷疑是親共份子的人士進行「白色恐怖」鎮壓，中共當然也無法在香港肅清反革命份子或外國特務。香港與共產中國接壤，又因為英國殖民統治關係份屬所謂「自由世界」，所以，港英政府十分小心處理冷戰對壘的雙方，既不敢激化與中共脆弱的和平共存關係，但又要配合盟友防堵共產勢力，但更重要的是要維持在香港的穩定統治。

故此，驅逐與國共有關的政治人士出境，或以驅逐出境作為政治威嚇，往往成為重要統治手段之一。把人驅逐了，便少了些麻煩在自己的司法管轄範圍，可以不管或少管一些（當年親中共及親國民黨的社團在香港已夠多了）。在五、六十年代，港英政府利用《驅逐不良分子出境條例》，驅逐過不少與國共有關參與政治活動的人物，就連只會寫寫文章的文人也不例外，台灣人可能較熟悉的有文學家趙茲蕃，他於1964年被逐而移居台灣。

回歸後的香港，當然只有不容於中共的人才會驅逐出境，不過，因為北京及特區政府經常強調香港現狀不變，保持自由開放形象，所以，大規模驅逐還未發生，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公民。現在特區政府要用上這一招，對付一名西方大報記者，不只說明新聞自由倒退，而且也可能表示，香港要退回到中國與西方對抗的地緣政治位置。

人們喜歡說，包括香港新聞自由在內的各種自由，得到基本法這部小憲法的保障，但是，香港作為一國之內的特區，公民權及自由並沒有得到中國的大憲法保障。中國共產黨領導全中國，即使香港沒有地面上的黨委黨支部，也要受到中央的「全面管治」；既然中國大陸的人民及媒體沒有自由，香港也不會完全不受影響及限制。

香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引以自豪的開放與自由得以可能維持，其實有獨特的地緣政治因素決定。當年鄧小平要以開放改革重建中共的政治正當性，修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敵對關係，香港作為一個橋樑，所以才讓她「維持現狀」，順利回歸中國，而不是強行「解放」。即使發生1989年的北京學生運動，香港一度被北京視作「顛覆基地」，中央也沒有大幅改變治港方針，面對短暫的制裁，中共在九十年代也努力與西方國家修補關係。因此，港英政府也這段時間，即在回歸前僅餘的十數載時光裡，一改過去在政治改革上不作為的態度，做了不少法律建設，例如人權法等等，以及透過有限度的政改，支持香港的反對黨派，特別是在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任內。

如今中國及國際政治環境早已改變，中國經歷了幾十年與西方國家相對和平共處，合作開拓及共同投入全球資本主義遊戲後，中共開始對自己的政經模式建立自信。「中國模式」的說法，以及「一帶一路」大計的出現，都不是偶然，也不純粹是中國現象。如今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日漸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進入競爭關係，甚至是鬥爭。願意積極跟中國合作的西方黨派及人物也開始在自己國內政治舞台站不住腳。以美國為例，民主黨的希拉蕊在選舉敗陣，川普政府上台後頻繁地針對中國，是一個明顯標記。因此，中共主觀及客觀上也不再能跟西方國家有深度合作。

可以預見，特區政府會在現有行政及法律框架內，限制西方媒體及其他人員在香港的活動，不發出簽證，以各種「違反逗留香港條件」理由驅逐，很有可能還會發生。去年，特區政府便拒絕了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Benedict Rogers）入境。中共的國安系統在香港的監控能力，始終不能像在大陸那樣大，如入無人之境，視法律如無物，有些公民的基本自由也不容易限制，例如，在香港不能無緣無故逮捕一位正常採訪的本地或外國記者。因此，在簽證上留難，或不讓入境，會是有效的威嚇及防堵手段。而且，限制西方國家人員（包括記者）在香港出入境，也可以當成是中國對西方的公開或隱性的外交報復。

香港作為世界新聞工作者自由進出，媒體駐點以便接觸中國的地位，將不再能視作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