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賴昀

上個月,美籍沙烏地阿拉伯裔記者賈邁勒·哈紹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烏地駐土耳其大使館慘遭沙烏地特工殺害,事後特工還穿上哈紹吉衣物離開使館,在伊斯坦堡著名觀光景點藍色清真寺徘徊數個鐘頭故布疑陣之後,才搭上飛機離開土耳其。此案經土耳其媒體披露之後,引發世界各國關注。根據《衛報》(The Guardian)報導,英國軍情六處(MI6)前主管約翰·索爾斯爵士(Sir John Sawers)直指哈紹吉之死是出自沙烏地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的命令。

哈紹吉是《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專欄作者,曾多次公開撰文批評穆罕默德王子和沙烏地對葉門的出兵行動。索爾斯爵士認為此案將使得美國和歐盟不得不採取一定舉措,同時由於土耳其與沙烏地長達十年不睦的關係,他相信土耳其警察單位將會緊咬哈紹吉案。不出索爾斯爵士所料,在10月31日時,土耳其檢察總長伊范·費丹(Irfan Fidan)發表正式聲明,證實媒體報導,表示「在進入使館後沒多久,哈紹吉就慘遭窒息絞殺,遺體亦被分屍後滅跡。」而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也在事件剛剛爆出,沙烏地仍然否認哈紹吉已死時,便指出哈紹吉明顯已遇害,且沙烏地此舉可能招致嚴重的後果。

沙烏地的態度則是從一開始堅稱哈紹吉活著走出使館,後來表示對哈紹吉去向一無所知,再到指稱哈紹吉是與使館人員發生肢體衝突被誤殺,目前則承認哈紹吉是遭到謀殺。但沙烏地當局雖然已於首都利雅德逮補18名涉案嫌疑人,卻似乎無意與土耳其警方配合,不回應土耳其引渡嫌犯的要求,真兇身份和哈紹吉遺體在何處仍然未知。根據《獨立報》(The Independent)的報導,「土耳其的提問都很簡單直接…但沙烏地的迂迴反應,卻好像在拖延時間,試圖消耗輿論的耐性,直到沒有人在意為止。」似乎比起緝兇,沙烏地警方更在意究竟土耳其當局掌握了多少證據。

當前情勢仍未能確定哈紹吉案將在實際上對沙烏地與美國、歐盟的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英國駐中東貿易專員西蒙·彭尼(Simon Penney)和英國駐沙烏地大使西蒙·科利斯(Simon Collis)將參加具爭議性的利雅德投資會議,即使包括英國貿易部長利亞姆·福克斯(Liam Fox)在內的許多政治人物,以及銀行家和媒體人已退出該會議。

沙烏地國內也因哈紹吉案延燒而產生動盪,傳言沙烏地國王薩爾曼(King Salman bin Abdulaziz)已對穆罕默德王子展開懲戒,雖然王儲之位不受動搖,但穆罕默德王子的親信一一從情報單位被拔除,另外穆罕默德王子低調流亡倫敦多年的「王叔」——阿哈邁德親王(Ahmed bin Abdulaziz)也在十月底返回沙烏地,外界認為親王的歸國可能導致王子手中的外交主導權、兵權被奪以平衡沙烏地政治權力。另外,穆罕默德王子發起並主導的「介入葉門軍事行動」也遭到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的「雙重通牒」,要求沙烏地聯軍即刻停止空襲,並於30天內召開雙邊和平談判。而先前被軟禁在沙烏地的哈紹吉之子則據稱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對沙國的施壓下返回美國。

(圖片來源:Unsplash

華郵記者被殺,與江南案相似

哈紹吉在《華盛頓郵報》的同僚約翰·彭費特(John Pomfret)撰文指出哈紹吉案與1984年10月15日發生於美國加州的江南案有著相似的背景。彭費特指出,江南案對當時的台灣政治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死者劉宜良(筆名江南)擁有美國國籍,故美國當局強烈關注此案。當年正值台灣白色恐怖時代,隨著台灣經濟成長,新興中產階級開始要求更多的自由,遭到了掌控警總的蔣經國殘酷鎮壓,數十名律師、教授、商人和記者在戒嚴法庭中被判刑,而江南案也被認為是鎮壓行動的一部分。

美國國會議員將台灣的人權情況和對台軍售聯繫起來,民主黨議員史蒂芬·索拉茲(Stephen Solarz)更揭露國民黨利用其在美間諜網路監視來自台灣的異議人士。他以阻止軍售要脅蔣經國政府協助FBI調查江南案,蔣經國在壓力之下同意了。

江南案在台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認為引發了後續的政治改革,包括1986年台北和高雄的市長直接選舉和1986年民進黨成立時竟無人因此成為政治犯入監。在江南案發生兩週年的幾天之後,蔣經國終於宣布結束38年的戒嚴統治,在他死後接任的李登輝則在1996年舉行了第一次的總統直選並當選,終結了在台灣的獨裁統治,為亞洲最具活力的民主國家之一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香港媒體仍遭受政治力介入

然而在東亞,對媒體人和新聞自由的壓迫整肅並未隨著時間遠去。也是在今年十月,《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亞洲新聞主編,也是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副主席馬凱(Victor Mallet)被香港政府無理由拒絕工作簽證延期申請,被要求在七天之內離開香港,無異於被驅逐出境,引發輿論譁然。1997年之前在英國治下的香港,一度被認為是是亞洲最方便安全的城市,擁有清晰的法治,在交通地理上又容易到區內各地和中國進行採訪,各大國際傳媒因此選擇香港為地區據點或亞洲總部,如今卻發生驅逐記者情事,令人不禁聯想到中國政府對香港政局的逐步收緊和對新聞自由的干預。

輿論普遍認為,馬凱被逐是因為FCC先前邀請了鼓吹港獨的民族黨代表陳浩天作演講,馬凱當日是主持人。事件引起香港及國際社會關注,有過萬人聯署聲明指責特區政府,要求交代,也有人上街抗議。對西方世界而言,此事已等同外交問題。放在更大的背景來看,也涉及中國與整個西方的國際關係。最近,美國副總統麥可·彭斯(Michael Pence)在哈德森研究所發表演說,狠批中國,指中國政府以全方位手法在全球發揮影響力,威脅世界秩序、普世價值以及干預美國。不禁讓人聯想到,馬凱一事是否也是中共向西方世界的強硬回應。

根據《立場新聞》報導,FCC 前主席、港大新聞研究中心總監基司·瑞奇柏(Keith Richburg)指香港在北京控制下,「兩制」愈來愈變得不可行,已漸漸變成「一國」, 又撰文指「香港之死」終於來臨,過去數月發生的事,似乎標誌著一個曾經開放而自由的偉大城市,已逐漸崩壞。他表示,陳浩天出席的論壇本也邀請了港府、保安局和港澳辦,希望官員們就「港獨」議題和陳浩天展開對談,但遭到官方拒絕,才變成了陳浩天一人的演講。在過去,FCC的論壇也總是會邀請建制派和民主派的重量級人物擔任嘉賓,末代總督彭定康和香港前特首梁振英都曾經出席。瑞奇柏說,FCC舉辦的論壇沒有錯處,陳浩天的立場即使不受當局歡迎,也沒有違法,特區政府此舉等於是在對外國記者們畫下紅線,而記者們卻仍然無法明確得知對紅線在哪。「事件造成了寒蟬效應,空氣中帶著惡臭。對記者來說,這裡再不是自由和開放之地,香港現已在中國控制之下,人人都要小心他們的說話和行動。中國有其『紅線』,但他們又不告訴我們是什麼,到我們終有一日被紅線跘倒了,才恍然大悟。」

他更說出令人驚心的一句:「不用擔心馬凱,他會沒事的。我並不擔心馬凱的未來,我擔心的是香港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