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愉・野島剛・何榮幸｜從新聞現場到寫作出書：新聞書寫追光者

易淳敏｜特約記者報導

上報記者陳德愉、資深媒體人野島剛及報導者總編輯何榮幸，於3月23日共聚青鳥書店，在《新活水》總編輯張鐵志的主持下，分享從新聞現場到出書的心路歷程，也與讀者交流寫作、採訪與真實故事。

談及寫作與出書，深耕人物寫作多年的陳德愉表示，透過真誠傾聽、細膩觀察，希望能描繪出會恐懼、會逃避犯錯，也會學習新事物的「活生生的人」。寫書之於野島剛猶如談戀愛，挹注數年時間、心力關注一個題目，即使過程苦澀參半，也曾想過放棄，仍盼望修成正果的一天。而《報導者》承載古典新聞學的精神，何榮幸認為自我實現的事情需要透過書本形式保留，而不只是留存在網路空間。回首三人從書寫到出書的過程各不相同，憑藉著一股「非我不可」的使命感，讓三人終在這條路上聚首。

▍立體刻劃真誠同理陳德愉挖掘人性本質　

現任上報人物記者，陳德愉對文字的崇拜與熱愛其實源自少女時代愛書成癡，大學時期加入台大女性研究社，發起活動攻佔男廁所並投書中時言論廣場，因緣際會被新聞界前輩看見，讓沒有記者夢的她意外踏上記者之路。陳德愉曾舉家遷往南投生活，適逢九二一地震後，為了報導她挨家挨戶拜訪中寮鄉受災戶，「以記者身份穿越人心那道牆，至此便不再是第三者」，家訪經驗使她對人的理解改觀，也改變了寫作方式。

「原以為可以幫助受災戶，後來發現唯一能付出的就是傾聽。」陳德愉回憶，家訪期間幾乎每位倖存者都含淚講述此生，而她唯一能做的僅是真心誠意地傾聽並記錄情感。「沒有任何新聞是真正真實，唯有用感情理解對方才能更趨真實。」對陳德愉而言，一個好的記者必須具備高尚人格和豐富的生活經驗，而人物寫作和一般新聞最大差異在於「3D立體寫作」加上「內心共感」，從不同角度刻劃人物的血淚與善惡，在她的新書《現場：走過傷痕、愛與和解的人生日記》中足見真情流露。

針對人物採訪的秘訣，除了採訪前做足功課、了解受訪者的意圖及身份也相當重要，然而人物訪問的寬度取決於記者本身的深度，拓寬自己的生命經驗，增加與對方相處時間、仔細端詳，才有機會看見並理解對方深藏的一面。陳德愉透漏自己承襲師父、上報董事長王健壯，「從不帶錄音筆」，也曾為此付出採訪長達十小時的代價，才獲得受訪者的信賴。但她仍堅信透過傾聽建立雙方信任，讓受訪者舒服的做自己，不經意間方能流露出身而為人，超越身份、地位、權力的存在，「打動了自己才能夠真正抓到人物寫作的核心，進而感動讀者」。

▍漂流異鄉的「美魔男」與他筆下的台灣人生百態

「漂流台灣，失去故鄉的日本人」——野島剛，大學畢業便進入朝日新聞，駐台期間除報導台日關係，也深入觀察台灣歷史人文及社會萬象。年逾五十的他，自嘲是「低級人格、缺乏生活經驗的人」，生活規律平凡，四十歲開始寫作，書寫就是他的日常。

野島剛回憶，朝日新聞長官曾說「做為記者一定要有寫書的經驗才能不虛此行」，由於曾被派到戰爭前線，撰寫報導受到廣大關注，他的第一本作品便描寫伊拉克戰爭。因為年紀輕，並未大量鑽研戰地報導相關書籍，野島剛在書中僅寫了個人經驗，卻因此遭來同行、評論家批評為「年輕人帶著背包去旅遊的戰地報導」。這次經驗讓他遭受重大挫折與羞辱感，也讓他深刻反省「寫書是屬於自己的東西一定要認真對待」。

「若寫新聞之於蓋一棟平房，寫書就像建造大樓。」野島剛說道，新聞如同三千、五千至多一萬字的平房建築，比較簡單也容易上手；然而作品超過十萬字以上的書籍，不但需要一份構想完善的設計圖，還需精心揀選材料、仔細丈量位置，難度更上層樓。

有感於日本人對於台灣的了解僅限美食美景，野島剛一直希望能夠爬梳台灣的歷史脈絡、族群文化，再加上「今日新聞是明天的衛生紙」的工作型態催化，野島剛十年前開始寫書，包括人物、政治評論，更下定決心執筆記錄在日台灣人的故事。他整理了十幾個人物故事，也因此看盡小人物的人生百態。採訪到出書共耗費十年，他感嘆約訪期間雖犧牲一些人際關係，少了一些朋友，但也因此結識許多新讀者。看到《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台灣人》一書終於開花結果，野島剛期許能給留給讀者一塊瑰寶，搭起台日文化交流的橋梁，讓日本人看到不一樣的台灣。

任職記者多年，野島剛自認不是靈感噴發的天才型作家，卻能堅持深耕、追蹤一個議題五年、十年，他將一切得以效率完成歸功於「維持規律的生活節奏」。野島剛形容自己多年來每日早起慢跑，就如鈴木一朗早上吃咖哩飯的堅持，有足夠時間寫作，按部就班才能完成任務。最後他鼓勵有志成為作家或記者的年輕人，嘗試踏出寫書的第一步，「蒐集資料、採訪是技術層面，寫書過程會學習到許多方法，而寫作能力與持之以恆的初衷才是最有價值的利器」。

▍從新聞現場到出書非做不可的召喚

擁有近三十年記者生涯的報導者總編輯何榮幸，今日主要來替好友站台，大讚陳德愉人物專書處理細膩、鞭辟入微，也敬佩野島剛挖掘議題的熱情及堅持。談及報導者的調查報導為何出書，他堅定表示「記者到現場是出自非我不可的召喚，而出書則是非寫不可的內驅力」。

報導者自2004年始投入調查報導，出版第一本講述無國籍移工兒童的繪本《透明的小孩》，讓溫柔軟性的力量走入家庭與校園。此外，報導者除了網路文字、影像及多媒體報導，三本調查報導專書也相繼孕育而生。《血淚漁場：跨國直擊遠洋漁業》揭露印尼漁工長年被剝奪的人權及台灣遠洋漁業結構性問題。《廢墟少年》前後約花了一年，走訪花蓮、屏東、彰化、雲林等地，接觸被家庭和社會體制雙重拋棄的中輟生，也向香港、韓國社工取經，報導之餘更傳達了信任和陪伴的精神。而歷時千日的《煙囪之島》道盡台灣石化傷痕，從五輕、六輕再寫到高雄的環境難民。

何榮幸形容出書是件不快樂又痛苦的事，必須隨著時空環境的轉換，割捨丟棄舊有資訊或重新補訪，儘管如此，每次出書都被賦予意義及使命，透過調查報導與集結出書，讓政府正視問題、給予大眾伸出援手的管道，也讓文字的溫度永恆流傳。

總結寫書為何如此重要，身為與談人的編輯張鐵志感觸良多，商業媒體掛帥的時代，台灣記者較少有空間寫作出書，然而書寫不但深入探究問題結構，回答自我內心的疑惑和焦慮，更回應了當代的討論。對此，何榮幸也強調「大眾媒體已式微，在分眾媒體時代應設法拓寬同溫層，透過寫作出書發揮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