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雨婷｜特約記者報導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
唯有如狂風巨雷般的力量，才可讓死氣沉沉的社會重獲生機；然而，當社會需要這股力量時，舉國上下卻是一片沉默，沒有人敢出面。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教授引用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兩句，形容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無人敢反抗的「消聲」中國社會。
2019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建國七十周年、和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然而中國卻面臨各類媒體及人員被打壓、網路管控益發限縮、自由公民社會被扼殺之困境。卓新基金會亞洲新聞論壇此次邀請中國獨立媒體從業人員阿立（化名）和小玫（化名），由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林元輝擔任主持人、政治大學傳播學系郭力昕教授和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教授與談，和大家介紹、討論現今中國社會的媒體新聞自由情況，以及建構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為保護中國場主講人，特隱姓埋名藏形（右一）；林元輝教授主持（右二）、郭力昕教授（左二）和羅世宏教授（左一）與談。圖：劉耘天攝
▍中國獨立紀錄片：從追求藝術到改變社會
「為何我只是個追求藝術的文藝青年，卻在拍片後被官方視為國家敵人？」
曾經因為紀錄片內容觸碰到了部分社會現實，而被警方約談的獨立導演阿立坦言，被政權監視的壓力和威脅，讓他曾恐懼到打算結束創作生涯，不斷質疑自己當初拍片的目的和意義何在。也因為心懷疑惑，讓他毅然決然繼續透過拍片和採訪，走向對抗社會的一方，尋找在中國拍攝獨立紀錄片和身為紀錄片導演的意義。
忌憚於電影的強大渲染力恐動搖統治權，中國政府自1949年以來便嚴加控管電影的製作與放映，社會長期處在資訊封閉的情況。直到1997、1998年市面上出現了盜版電影、低價微小但畫質不錯的攝影機器（簡稱「低微機器」）和盜版剪輯軟體，大幅降低影像創作門檻，也促使資訊自由化和文化覺醒。
對此，郭力昕補充說明過往台灣也有類似的經驗，「Copyleft（公共版權）還是有它一定的道理。」除了1950年代的盜版西洋黑膠唱片，1960、1970年代的盜版原文書，被指定成大學教科書，大幅提升台灣知識界水準。他自嘲，盜版文化雖有違反智慧財產權的道德瑕疵，但只要想到盜版來源的西方國家多是曾掠奪他國文化的新、舊帝國主義者，或許可將盜版行為視為讓這些國家贖罪的方式，讓自己達成道德平衡。
當影片產製可以由個人獨力完成，不用受限於官方，注重創作空間的獨立紀錄片得以開始發展。然而自從2007、2008年，紀錄片導演艾曉明和艾未未等人將自己的作品上傳到網路，拓展傳播管道，也拓展了紀錄片的功能－讓影像介入社會、改變社會。
「當時中國轉變成公民社會的可能性，我覺得是有的。」
阿立表示，早期獨立紀錄片的導演們，多半將紀錄片視為藝術作品，並無特別的政治意涵，然而艾未未等人卻不一樣，他們是透過紀錄片呈現社會問題，喚醒大眾的公民意識。如艾曉明的紀錄片《天堂花園》，片中呈現識分子們挺身而出，要求政府處理約會強暴的問題。民間力量復甦，社會看似有轉機，甚至出現線上呼籲與線下聚會合而為一的情況，八百多位網民齊聚在法院門口，抗議三網友案件被非法審判。
然而，自2010年十月突尼斯發生茉莉花革命後，一切都變了。
「政府非常蠻橫地把所有的中國獨立紀錄片，都當做社會運動的一部份。」
2011年，官方開始嚴格控管網路，試圖掐滅可能的革命之火，尤其盯上涉入社會議題的獨立紀錄片。許多導演陸續被警方約談、審訊，影展也被強硬打壓，一路從斷電升級成警方暴力驅趕，這才有了開場播放那段警察強制結束北京影像展開幕式的混亂畫面。
2014年，公開獨立影像展被全面封殺，紀錄片導演們和1989年後的中國文學一樣分成三派，一派選擇轉入地下化，一派選擇迎合官方，還有一派選擇流亡海外，心繫祖國繼續創作。
生機勃發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從此陷入一片寒冬。
中國北京宋莊的「沒有電影的電影節」。影片來源：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YouTube頻道（CC BY-SA 3.0）
▍中國網路生態：防不勝防的言論審查
5月17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也是今年台灣立法院正式三讀通過同婚專法草案的日子。原本當天微博屏蔽了所有LGBT相關議題，但中午草案通過時，許多翻牆和牆外的用戶紛紛將消息回傳，忽然微博便解除相關屏蔽，讓「517國際不再恐同日」和「台灣通過同婚」兩關鍵詞登上熱搜排行。經營中國獨立媒體的小玫表示，這種矛盾的操作充分反映現今中國網路管制的情況。
「517國際不再恐同日」和「台灣通過同婚」兩關鍵詞登上微博熱搜排行。圖：翻攝自微博
「一個議題能談不能談，本來就是模糊的。」
她分析，這些被賦予屏蔽權的機構，如媒體公司、警察和官方負責管理媒體的宣傳部門等，其評判標準不過是自己揣摩政府的意思罷了，而非有明確規範。有些可能本來沒什麼的事情，因為很多人關注、為防民意聚集而被屏蔽；有些看似敏感的話題，卻可能因為官方遲遲沒有明確禁止，媒體公司順應開放……網友只能隨機應變，自然限制了發言自由。
「在中國發表訊息就像衝浪，每天的天氣風力都不一樣……它是有一定規律的，但你沒法很精確地說出來，你只能從每天的工作中去『感受』。」
小玫進一步用手繪圖形容如今的中國網路生態，言論界線就和圖上方格內這些亂七八糟、有著各式方向紅線一樣，是隨機且不可預測的，令人避無可避，只能自己注意。然而，讓這些機構和網民們害怕觸碰紅線、願意自我審查的真正原因，和官方在2011年成立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簡稱「網信辦」）有高度相關。
網信辦的職責正是監控網路媒體，一開始嚴抓無照製作深度報導的網媒和娛樂八卦，後來改打壓疑似汙衊過往歷史英雄人物的用戶，處罰的力度也越趨嚴厲，從關閉用戶帳號7～24小時，變成關帳7～30天，嚴重影響網路使用，進而讓營利導向的媒體乖乖服從。
「審查從來就不是針對真正假的訊息。」
儘管政府管制甚嚴，但中國網路假新聞問題卻十分嚴重，像是每月有十億活躍用戶的微信，上頭許多公共號帳戶其實就是內容農場，推播文章給追蹤者賺取流量獲利，卻沒有任何監督其內容真偽的機制。小玫無奈表示，這是因為官方控管網路言論的目的，並非為了追求真相。羅世宏也同意她的看法，直指眼花撩亂的資訊海也讓民眾看不見當代問題和敏感議題。
「儘管資訊爆炸，但是你看不到真相。」
訊息審查嚴重，也同樣深受假訊息困擾，讓人們看不見真相──這便是如今的中國網路生態。
▍中國獨立網路媒體：穿梭在紅線間挖掘真相
過往，中國政府以證照制度來控制傳統媒體，明文禁止沒有拿到營運牌照的媒體以及通過考試、拿到新聞記者證的記者製作、報導新聞。然而，營運牌照往往是有國家資本或認識政府高層的公司才拿得到，記者證還歸公司所有，當記者離職或跳槽後，需再重新考試來取得資格，處處設限危害新聞自由。但網路的出現，卻讓官方管控的天羅地網出現破口，異議之聲得以透過獨立網路媒體傳出。
「大家每天都在發訊息。」
訊息爆炸的現象雖稀釋了民眾對議題的關注度，但卻也讓政府沒辦法掌握所有訊息。官方試圖藉由擴充新聞的定義進行管制，但因定義模糊、整體訊息仍過量，故目前多採取事後屏蔽或是選擇性執法的方式，殺雞儆猴、威嚇其他意見領袖或網路媒體不要輕舉妄動，為網路新聞帶來不小衝擊。
小玫分析，一來是需要長期調查的深度報導數量下降，因為議題的熱度太短，至多一星期後便少人關注，投資報酬率並不划算；二是願意出面接受訪問的人越來越少，因為大家害怕誤觸緊縮的言論紅線；三是新聞的傳播受限，因為真相可能會被相關機構的審查或屏蔽掉，讓關心的網友們難以了解事實為何，眾說紛紜的結果導致現今中國網友們多只相信「自己相信的版本」，無論故事是否過於陰謀論，也都比官方版本還來得有可信度。
2017年底，網路新聞爆出有幼兒園疑似帶退役軍人看小孩子的裸體的猥褻事件，由於牽涉到兒童安全，引起網友們的熱烈關注，事件出現多種論述版本，政府因而全面封殺了相關新聞追蹤報導，甚至是屏蔽了顏色三原色示意圖，只因為該幼兒園是以這三色來命名的。雖然官方最後以幼兒園涉嫌虐童結案，網友們雖不買帳，但已無人知曉真相。
「404已成為一種文化符號。」
當顯示404 Not Found的網頁成為中國網友們被屏蔽的日常時，自然有人將此挪移成藝術創作主題，藉此反諷政府的過度屏蔽與箝制，賦予了404在中國社會上獨特的文化意義。但也是在這樣受限的網路環境，小玫認為民眾因此體會到新聞報導的價值所在。
長期以來，新聞被中國政府當作宣傳工具，大眾對其獨立性缺乏認知，加上過往資訊封鎖甚嚴，少有人會去質疑新聞的可信度並花時間翻找、求證相關資訊。但隨著網路技術進步，流通的資訊讓民眾開始意識到官方壓制、隱瞞事件真相的情況，現今網友們較願意費時去找可靠消息來源，支持認真做調查的新聞報導，也較會分辨網路謠言，為製作真相報導的小型獨立網路媒體，以及為少數發聲的組織帶來市場。
「我們以專業、長篇的報導去建立公信力。」
小玫分享自己的經驗，雖然小型網媒人力不足，沒辦法兼顧及時新聞，但他們以深度報導取勝，觸碰的是官方不願多談的議題，塑造自己新聞可信公正的品牌形象，讓追蹤者記住他們。即便後來帳號被封了，需將陣地轉移到其他平台上，追蹤者也能循線找到他們。她認為，重要的是如何透過報導建立自己的論述，吸引認同或相近立場的讀者，將消息傳播出去。
「做好被消聲的心理建設，對從事這行的人來說很重要。」
穿梭在網路資訊言論紅線間、製作真相報導的獨立網媒，免不了有踩到官方底線而被封殺或刁難的時候，尤其近年網路言論空間越來越限縮，和官方對抗的風險與壓力越來越大，如何調適並繼續堅持做報導，是她認為這行未來最大的挑戰。
「我覺得互聯網的記憶力並沒有到達一鍵刪除就全沒了的地步。」
面對管控趨嚴的中國網路社會未來，小玫倒是十分樂觀。她笑稱，在網路上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資訊難以被完全抹滅。現在的網友也十分厲害，為了保留訊息，練就一秒將全文截圖保存的功夫。儘管報導可能無法觸及很多人，但她認為，只要有一個人看到了，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已達到當初他們發布消息的目的。
不能公開自稱是記者或新聞媒體，就用英文Media或自媒體一詞來代稱；若文章被刪，就把它轉成截圖發布；若截圖被屏蔽了，在圖上塗鴉加工轉發也可以再撐一段時間；被官方禁言關帳，就發惡搞Ｐ圖抗議……見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苦中作樂，正是中國獨立網路媒體能持續穿梭在政府紅線間，挖掘真相並發聲的行動哲學。
▍決絕前行的民間力量
「這種決絕的態度，才讓獨立紀錄片有抵抗拒絕妥協的精神。」
聽完兩人的分享，郭力昕對阿立遭遇威脅後，仍勇敢往抵抗的獨立紀錄片道路邁進感到敬佩。他表示，號稱最激進的北京宋莊獨立影像展，在2011~2014年被官方打壓的期間，即便沒有觀眾，導演們仍每年徵求影片，大家聚集在某人的家中、地下室，彼此交流、討論、製作相關刊物，費盡心力要留下些甚麼紀錄，正彰顯了這種硬頸的精神。
羅世宏也稱讚擁有強烈作為紀錄片導演使命感的阿立，認為他想找出這代導演應該走的路，此事不只是單純回答自己的疑問，更是在建構這代流亡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們所代表的意義，實可作為其他年輕的導演們的示範。
「不管是生產方、傳播方、一般讀者，都是可以形塑下一階段的潛在力量。」
此外，羅世宏認為中國政府對網路抱持著既利用又防範的態度，甚至曾考慮關閉微博，證明了網路的確擁有強大傳播能力，不應輕易放棄這重要的資訊突破口。
他以回合制來比喻，第一回合官方很害怕網路，現在第二回合官方嚴厲掌控，讓所有人覺得網路已然淪陷，但其實還有無法預料的第三回合可以努力，媒體及一般大眾都不應輕忽自己的力量。
「中國還是有許多人，努力在夾縫中尋找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有鑑於近來年輕人的反中情緒高漲，郭力昕也提醒大家，兩人的反抗案例雖證實了中國社會慘況並非空穴來風，但同時也證明了中國社會仍有一批明知不可而為之的人，努力想改變這樣的狀況。然而，這群人卻常在反中的話語框架中被遺忘、和中國政府一起被批判，像是傅榆導演《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片中的陸生蔡博藝，他雖積極投入台灣的社運，卻在太陽花學運一同被罵作「支那人」。
郭力昕認為，面對中國這群希望改變、嚮往台灣公民社會的人，台灣社會應有智慧結合這些人的力量，而非視他們為敵人，才能讓台灣成為有辦法可以對抗強權的地方。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片中的陸生蔡博藝，熱心投身台灣社會運動，依然有人罵她支那人。影片來源：TGHFF@YouTube頻道（CC BY-SA 3.0）
▍社會反抗精神不死
或許是受到講者和與談者們的精神感召，問答環節中有多位陸生詢問講者可以如何面對現在的處境。面對下一世代積極的力量，阿立和小玫也侃侃而談，分享自己的看法。
小玫認為，現今中國網路大環境中，人人噤若寒蟬，自媒體們雖還未能開啟不同族群的對話，但光能凝聚同溫層便已有重要的意義，表示社會上仍有人認同改革的需要。此外，同溫層內的人雖然可能對大理念有共識，但對於小議題的想法仍可能分歧，有賴自媒體作為溝通的管道，凝聚認同才找出解方，可能也無心力和原先便歧視該理念的族群對話。
以她所經營的自媒體來說，除了追蹤事件的後續處裡跟揭露真相外，也很重視揭露政府如何封殺資訊的知識上，希望能讓民眾了解現今的資訊環境形成的脈絡，埋下未來起身行動的意識。
「很多事情，若我們事先認為很可怕，我們就不會去做了。」
推動社會改革所獲得的價值與成就感，是阿立願意繼續拍攝獨立紀錄片的動力，但他並不否認在中國政府的管控下，從事行動十分危險，他也曾害怕過。但根據他過往的工作經驗中，有太多的巧合讓他相信，很多事情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行動者只能堅守自己的理念，縝密規畫所有行動，懂得隨機應變，把該做的事做好，其餘的就交由上蒼定奪，「有時真的要把自己交給命運，你做的是正義的事、好的事，你有可能就沒事。」
「只要有人繼續反抗，努力發出異議，這個國家就有可能改變。」
羅世宏也鼓勵在場的聽眾，未來中國社會發展可能「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然而，正如兩位講者的經驗，只要人們願意付出行動，仍有許多可操作、努力的空間，而非想像中的窒息。
他提醒我們，無論中國政府運用什麼高科技進行社會管控，它的重點從來就不是科技有多厲害，而是讓人們感到恐懼，變成消極無奈、憤世嫉俗的犬儒主義者，讓人產生心魔自我審查，更要讓人們最終忘記反抗或不想反抗。這才是官方設置諸如人臉辨識信用評鑑系統、地鐵站監控手機資料等設備的真正目的。
與其整天悲嘆國將不國，不如挺身而出行動，拚搏一線生機，這正是中國獨立媒體從業人員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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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鄭凱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