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議萱｜特約記者報導

國際記者聯盟公布，2018合共有94個新聞從業人員被殺，較2017年多12人，其中包括84個記者、攝影師和技術人員，另外有10個如司機和助手等相關工作人員。殉職者以阿富汗為最多，共有16個記者被殺。然而，記者的死亡案件中有九成的加害人未遭受法律制裁。

生命安全問題對於本國記者目前似乎仍然遙遠，然而，在730公里遠、1.5倍台灣環島距離的香港，在反送中事件到九月中已有53起記者暴力事件，包括22件直接攻擊，11起騷擾事件，19起媒體採訪限制，1起記者受逮捕。至十月更是有印尼女記者眼睛被射失明案例。

身為記者報導權核心之一的報導自由同時也受到以「國家安全」、「公共穩定」為由的斷網行動。2019年就有55起斷網事件。最近在克什米爾的示威，印度政府直接斷網，所有內部資訊無法流通外界。除了印度，印尼這種斷網的行為也日趨嚴重。今年印尼總統大選後，印尼政府也決定將社群媒體全數斷網杜絕輿論，推特、臉書、WhatsApp斷網數日。亞太區斷網事件是全球最嚴重的地區。

尺度拉近，在台灣即使是日常，女性記者職場對內受歧視、騷擾比對外還高；新聞自由方面，假新聞越來越多、編輯台常受資方影響、或因為具有特定政治意識型態而對報導進行內容控制。另外，光是維持生活運作的勞動權都因大環境而受到打壓，工時過長、負擔過重導致記者流動率高。

台灣的記者環境出了什麼問題、有什麼權益需要保障、而又能透過什麼手段達成目的？我們又有什麼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

在國際記者聯盟的媒體監督工作坊中，在國際記者聯盟亞太辦公室主任——同時也是本次媒體監督培訓師——Jane Worthington的帶領下，透過在地的記者與NGO互動出的內容檢視目前台灣媒體生態、溝通需求、激盪方案，以期能構築在地適應性的媒體監督策略，共同創造溫暖水域。

國際記者聯盟亞太辦公室主任Jane Worthington（左）與同步口譯員（右）。圖：黃議萱攝

▍台灣媒體傳播的SWOT

SWOT又分為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在工作坊中，Jane要我們以圖畫方式呈現台灣媒體傳播的現況。

其中優勢（Strength）包括網路普及率高、傳播快速，新聞相較其他亞洲國家仍可稱有新聞自由。另外，因為電視台百家爭鳴，台灣又保障言論自由，故台灣也具有多元聲音。Jane分享，澳洲有單一種族擔任記者而無法充分表現社會現況的傾向，台灣這部分或許不嚴重，但也可在細緻觀察。

在弱勢（Weakness）中，主要是新聞台氾濫而惡性競爭、報導點閱率導向、低薪、內容受商業箝制等等。

在機會（Opportunity）中，台灣的教育界有許多教師對下一代努力培育媒體素養；台灣在五權分立下，立法機關有正當程序遵照，而有立法形成自由。例如最近部分立委與學者合作提出的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雖然還在各界檢討的過程中，但可見有同樣理念的行動者具有集結聲量與推動實質效果發聲的管道。另外，其實媒體界也有工會各自努力，而且年輕一代對勞權較有意識，比較願意參與工會。

Jane也表示，澳洲就有年輕人較不喜歡加入工會的傾象。然而，媒體界的工會較傾向企業工會，為各自的同僚爭取權益，若能漸漸串連形成例如產業工會之共同體系，進行媒體監督，對媒體權益保障更是可期待的機會。

威脅（Threat）中不同討論組別皆有提到對岸的政治行動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台灣的假新聞數量。有報導顯示台灣有許多假新聞皆來自馬來西亞，而背後的資金大都來自中國。

然而，除了中國其實也有台灣的資金來源催動假新聞影響社會輿論，資訊已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不是為了公民知的權利。另外，政治活動也間接影響到經濟層面，使財團擁有影響內容控制的權利。

台灣媒體環境SWOT分析。圖：黃議萱攝

▍在地經驗——台灣實務場域的問題與方案

記者有什麼權利是可能受到侵害的？又有多少不同面向的行動者用各種五花八門的手段與記者權利角力？

一開始腦力激盪中廣泛羅列各種情狀，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命權、人身安全、勞動權益、新聞自由等等，舉幾個國外的例子，在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向網軍付費，製造聲量抹黑記者使記者名譽權受損；柬埔寨政府透過課高額稅金的方式使媒體倒閉，以達成管控目的。資訊戰年代，資訊是維穩或波盪的關鍵，可以看出各方行動者如何無所不用其極以求掌握社會聲量。

然而針對台灣的狀況，Jane將媒體傳播同仁分成三組，分別是NGO、公廣集團與民營媒體，並檢視不同組織在崗位上觀察到最迫切的需求與議題。

NGO關注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帶來的媒體自由危害。圖：黃議萱攝

NGO關注的是媒體傳播的社會影響力層面，也就是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帶來的媒體自由危害。政治勢力佈局財團，再由財團以直接成立組織或間接金流控制影響媒體報導立場。

試提出的方案在行動者方面連結學者、NGO、媒體同仁與公民，方法上建立媒體執照資格審核制度與媒體資金來源公開。另外具有公信力之媒體NGO建立公開交流平台，讓同業發表意見、申訴、組織行動，並在查核後曝光、揭露資訊，以收監督與溝通之效。

然而這樣的提案也受到質疑，認為是什麼樣的NGO才能稱作具有公信力？是否需要經過某種認證程序？如何確立認證程序是有公信力的？另外Jane在提案時也不停向NGO組確認在媒體組織資訊揭露的相關法案上是否媒體從業人員有參與空間？是沒有凝聚媒體發聲管道、還是法案提案機關與實務界沒有建立合作機制？

在公廣集團方面，同業提出問題主要分為政府、立法機關提名、推舉董事的考量有不夠透明之討論，另外，社會影響力層面內容太過中規中矩，而且政令宣導比例較多。工會方面則是有工會代表新聞部並非主要組成，所以員工民意基礎與工會立場會有不同調的狀況。

改善提案中，公廣集團組提出希望推舉董事的程序需要公開透明以取得對外與對內的信任、需要重視社群經營並投注資源、工會的組成與新聞部門需求不同調方面，眾人討論或許可以跨越組織，橫向集結工會串連發聲。

民營媒體組關注的則是勞權、資訊公開、立場影響新聞自由的問題。勞權部分，高工時、低薪普及，新進人員有很大比例是外包，因而許多人無法享有加薪制度；另外也因環境不好許久沒有分紅。

工作環境則是有員工職災、過勞例如福島核災報導後診斷癌末、中風但被公司抗辯與工作無因果關係，以求減少補償。在資訊公開方面，組員表示政府部門會因為不同媒體的立場決定是否放行，嚴重影響民眾知的權益。另外，組織內編輯台有時也會有特定立場而重新編輯甚至撤稿等等問題，影響新聞自由。

在行動方案中，組員提到工會必須壯大，透過員工信任與參與來堅定立場。有公司賦予員工加班權作為勞資協商的籌碼，這部分也值得民營媒體的同業公會參考。也可以考慮發起集體的不加班行動爭取例如加薪等權益。

另外Jane問到台灣是否有媒體產業員工發起運動的經驗，民營媒體組提到蘋果日報曾經在旺中併購案中發起抗爭，約莫七成員工參與，加上輿論，最後成功擋下併購。然而，事後公司應對的方式是將抗爭的領導者提拔至主管階級，讓他們離開工會。Jane也說這是資方的慣用招式。

從以上的分享可以看出不同性質的組織關注的議題差異，也可以透過Jane的提問看到台灣目前的媒體環境較缺乏產業內橫向溝通，例如雖有企業工會運作，但缺乏產業工會或是其他共同組織互通有無；另外，傳媒實務界與其他行動者也沒有建立穩定的合作與交流管道，例如與立法機關、學界互動等等。這都是目前可以再努力的面向。

▍媒體監督的方法——開始行動

媒體監督的目的是為了連結記者、預防其他行動者濫權、共享資源、找當前問題然後改善媒體環境。透過紀錄、調查來匯出媒體正在發生的圖像。

首先，需要倡議媒體同業加入記者協會或成立相關組織，以此為共享資源的媒體監督平台。在成員方面，需要界定會員資格。例如澳洲在記者工會要求會員主要收入皆來自新聞從業；國際記者聯盟則對媒體從業人員的定義較廣，包括外派載記者的司機也都是組織定義的協助對象。

這個以媒體從業人員為主的組織能做的監督方法，可以透過接受申訴、收集濫權案件、事實查核後報導，並且由上而下在各個媒體平台建立報導網絡。當媒體權益相關議題曝光率提高，就會越來越受到社會矚目。

資訊來源包括社群媒體、同事、政府報告、工會、NGO等。報導方法則是以調查報導將故事完整呈現。Jane舉了馬爾地夫2014年獨立媒體記者Ahmed Rilwan失蹤案為例，由在地新聞曝光到國際記者組織層次，所有人採取行動試圖找出該記者失蹤真相。追查真相其中有一個調查記者被刺死。最後，在大動員之下終於調查出Ahmed Rilwan已經被殺的真相。

在調查的過程中，必須注意自身安全，向親友報告行蹤，並最好兩人以上同行。另外，在社會聲量方面，國內可以透過召開記者會的方式串連媒體同業關注；對國外的溝通也很重要，可能可以得到外援。有必要時也可以嘗試向事件影響力人物公開求援。

套一句講師Jane的話——媒體監督的終局之戰，就是新聞自由。（Monitoring is for the endgame-freedom of press.)媒體監督由國際記者聯盟帶來星火，探照台灣，共勉媒體同業應聲舉起火把，在變動的社會中攜手穩定、壯大奉獻公知於宇宙的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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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鄭凱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