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名哲|團結更有力!高技術工作者的工會組織心法

2020 年 04 月 28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媒體, 資訊真偽

陳洧農|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在集思北科大學會議中心共同主辦「台灣媒體工作者權利觀測工作坊」,邀請到長年投入勞工運動的林名哲主講,並由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王今暐擔任主持人。此活動與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合作舉辦。

林名哲,現任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以下稱「電子公會」)秘書長,也是新竹縣、桃園市勞資爭議獨任調解人。於清華大學社會所取得碩士,關注領域是勞資關係、工會組織、勞動法令。

林名哲與學員們分享組織工作者的經驗心得,包括:取得媒體曝光、非營利組織的異業結盟、品牌形象的重要性,以及組織共同體的經營。

記者專業地位下滑

王今暐表示,公元 2000 年以後,台灣各個產業的結構都發生變化,其中一個趨勢就是許多專業技術勞動者開始集體出來維護他們的權利,例如空服員、科技業工程師,以及醫療人員。

媒體工作者也是高技術勞動者。然而,在所有的高技術勞動者中,記者作為專業的工作群體,其專業地位下滑的速度非常顯著。

「我們可能多少都會聽到對專業工作者的攻擊,但往往是針對個人;而對記者的攻擊卻往往是針對整個記者群體。比方說現在有人在網路上放話攻擊記者,把記者個人的問題或者是公司政策的問題放大成記者專業群體的問題。」

王今暐表示,如果記者維護自己權益的方式依然是個別化的,就可能讓這個趨勢繼續下去。

王今暐指出,林名哲在寫論文時就已經投入科技產業的勞工運動,在論文裡面稱所有的白領工程師為科技業工人,因為那時科技產業的白領工作者普遍不認為自己是勞工。做為早期就開始提倡高技術勞工勞動意識的倡議者,希望林名哲的經驗與洞見能與媒體工作者分享,並做為借鏡。

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王今暐擔任主持人,希望林名哲的經驗與洞見能與媒體工作者分享,並做為借鏡。圖:陳洧農攝

在抗爭經驗中建立的種子網絡

林名哲表示,工會的成立都需要一些契機與因緣,他談到電子工會成立的歷程:2009 年適逢金融風暴,許多公司開始放無薪假或裁員,台積電也不例外。當時剛接執行長的蔡力行不希望外界認為台積電在裁員,於是以給予相當於資遣費的金額,勸誘員工自行離職。

這樣的手法,讓七百多位員工離開公司。後來這些員工發現,因為當初是自願離職,導致他們無法申請失業救濟金,於是組織了自救會。當時還在念社會所的林名哲,出於對議題的關注,開始以義工的身分參與勞工運動。

林名哲表示,自救會的結果算是成功的。除了自救會人數眾多之外,也因為台積電向來注重自身社會形象。後來張忠謀班師回朝,把之前的裁員全部取消,讓員工們願意回公司的就可以回公司,不願意的另外發一筆補償金。

在當時的經驗中,林名哲察覺到該事件的發生與科學園區缺乏工會組織的關聯性,因此希望這些有自救會經驗的員工,若是重回公司上班,能夠在公司組織工會。然而,參與自救會的員工當中,後來真的回台積電上班的其實很少,無法滿足工會成立需要 30 位發起人的門檻。「但是這時候至少關係已經建立,認識了一些有抗爭經驗的人,」林名哲說:「這就是第一個因緣際會。」

林名哲,現任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秘書長,也是新竹縣、桃園市勞資爭議獨任調解人,長年投入勞工運動。圖:陳洧農攝

社群壓力高漲 & 工會法規鬆綁

時間推進到 2011 年,當時一位宏達電工程師過勞死的新聞在科技業員工社群內部引起很大的關注,特別是在 PTT 上面。林名哲說,同行業的員工都感到緊張,因為這個產業普遍工時都很長,「會不會下一個就輪到我」的情緒蔓延著。

PTT 上有人發出疑問:現在工程師過勞,為何沒有工會為我們發聲?看到這個問題,林名哲就將兩年前台積電抗爭時,為了接觸有意加入工會的人而架設的網站貼上 PTT。

沒想到這成為一個引爆點,總共有一百多位填寫希望成立工會,他和當時在新竹從事勞工運動的高偉凱一起聯絡這些人,以為工會成立在望;然而,過程卻不順利,「有些人可能是一時衝動,真的邀請他出來討論就很少人出現。為了找他們出來,從北到南共開了四場說明會,最慘的一次是在桃園,只有一個人。」最後勉強湊到 30 位發起人,工會正式成立。

林名哲提到,除了新聞事件之外,另一個制度上的背景因素就是 2011 年《工會法》修法,新增了「產業工會」這個類別,讓所有該產業類別的勞工都可以參加。「因為我們當年透過網路撈人,所以這些人是分散在台灣各地,無法在單一公司內部湊滿30人。因此修法後才能成立產業工會。」

搭上新聞事件的便車

「講白了點就是蹭風向,搭著風潮刷了一波知名度。」

林名哲說:「雖然我們很高興正式成立一個工會,但下一步要做甚麼?沒有人知道。」很巧的是在成立後幾個月,因為景氣問題,不斷傳出有公司在放無薪假,工會於是在網站上做了一個「無薪假通報系統」。

林名哲表示:「無薪假在當時勞動部的說法是,只要經過雙方合意,沒有低於基本工資就不違法,因此沒有法律工具能對抗,只能說其實很多勞工是被強迫。」

在這樣的情況下,工會能給予的幫助其實很有限,只是讓社會大眾知道這樣的事。沒想到後來無薪假越演越烈,陸續接獲通報後,電子工會在官網發了新聞稿,並且開始有媒體來訪問。

林名哲說,事後回想起來,實質的影響是勞動部擬了一個不太具強制力的行政指導,建立了無薪假的標準程序,在形式上強調須經勞工同意,並且要回報勞動部。「對我們來說比較大的成果是掌握了一個資訊來源,因為官方沒有,所以媒體非常有興趣,導致我們搭著這個風潮獲得很多曝光。」

林名哲表示,工會的成立都需要一些契機與因緣。圖:陳洧農攝

門檻低加有梗  增加媒體露出

「打破企業內準時下班彷彿是種罪惡的氛圍。」

兩年後,電子工會主動出擊,發動一個議題:工時過長導致的過勞。為什麼會工時過長?有人提到勞檢不確實等制度上的因素,但是也有許多人會提到很多時候是公司文化或氛圍所致。

因此「如何讓大家準時下班」的討論所催生出來的,便是「工時正常,來吃大腸包小腸」活動:只要在下班時間到特定攤位出示公司識別證並拍照,就能得到一份免費的大腸包小腸。

趣味性加上參與門檻低,促成了不錯的媒體效果。「不是單純嘩眾取寵,引起別人注意之後還是要回到組織,使之成為可以往下發展的成果。」林名哲說。

非營利組織的異業結盟

工會組織的關注焦點是勞工權益,但有時候,和不同性質的非營利組織所倡議的議題也有交會的可能性。

林名哲提到,2013 年日月光偷排廢水的問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被高雄市府勒令停工,通過檢驗後才能復工。電子工會在那時便與地球公民基金會合作。林名哲說,工會的切入點是:由於停工無法歸責於勞工,因此停工期間薪水應該照給。除了開記者會提出訴求之外,工會也發函給勞動部。事後勞動部回應,像這樣的案例確實應該要給薪。

另一個案例是在 2014 年,有性別團體提到,很多公司在履歷表中會問及家人工作及薪水這類侵犯隱私、甚至女性求職者的生育計畫這類明顯違反《就業服務法》的問題。在詢問了社群內部之後,林名哲發現這也是工會成員們很關注的事情。

他說,30 到 35 歲間的工程師的特性是容易換工作,這意味著他們也會面臨很多的面試與履歷填寫,因此履歷表的侵權問題正是這個群體持續關注的議題。後來工會與性別團體一起辦了記者會。「透過記者會說出來,大眾才會意識到原來那些看似很常見的履歷表格式對某些人來說,是會造成問題的。」

伴隨品牌形象而來的好處

引起注意之後會有的第一個好處就是:話語權。

當組織開始曝光,逐漸會在媒體上建立「品牌形象」,讓大家知道這個組織就是在談科技業勞工的處境,所以相關的事情都可以問他們。取得話語權之後就會有更多曝光機會,甚至是政策上的發言權。例如之前勞基法修法要放寬部分行業七休一,「勞動部有一個諮詢會,找勞資雙方來問問大家意見,這時候他會想到的就是我們。」

另一個好處是對內的層面:吸引更多人加入後,可以辦講座等活動,讓產業內關注勞工議題的人可以建立關係;而對組織而言最實際的就是有會費收入。

林明哲組織工會的「概念運作圖」。圖:陳洧農攝

組織動能與社群維繫

林名哲說,他念研究所時,對工會的想像多來自書本或記錄片,但等到他自己投入工會之後,實際上碰到的狀況是:他要組織的人們各自在不同公司,因而缺乏具體的共同利益。他自問:「這時該做出什麼樣的調整?我有沒有別的東西來凝聚這群人?後來的摸索就比較偏向價值導向。」

「過去我所認知的工會典範很側重在集體行動,我覺得這仍然非常重要,因為工會最終都是希望透過人們集體行動來爭取權益。但是當我沒辦法馬上讓這群人集體行動的時候,再退一步想就是:為什麼一群人最後會走到可以一起行動?」

林名哲的反省是:這是一個社群經營。亦即,透過工會這個平台吸引同質性較高的人,在這裡分享關於「好的工作環境」的想像,讓大家覺得參與這些事情是有意義的。

「我們看到的所謂成功工會的典範,可以積極行動爭取到很好的成果,他們是如何走到那一步的?我覺得在之前需要長時間經營大家是一個共同體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