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靖人|台灣的 5 年 10 個月:對媒體環境的觀察與建議

2020 年 06 月 01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專業, 新聞背後

⚜編輯前言⚜

這個星期四是六四 31 週年,正值 2020 年世界翻天覆地的劇烈變動,576 期的《卓越新聞電子報》從反思台灣媒體環境出發,我們看到中國優秀的媒體人帶來的希望,我們也看到華文媒體創造共同閱讀體的理想,最後,我們當然也要正視中國黑手大外宣帶來的危害。

本期登場的重量級媒體工作者來自日本、中國與台灣,不變的是,全都是熱愛新聞的專業媒體人:

田中靖人,日本《產經新聞》前台北支局長,今年年初剛結束駐台 5 年 10 個月的光榮任務。我們非常榮幸邀請他來分享對於台灣媒體環境的觀察和建議,田中桑也以頂真精神率直地道出他對台灣媒體的忠言,值得所有台灣人深省。

張潔平,出生在中國的香港媒體人,她為卓新獎帶來的演講題目是:「Inside Out Writing of CHINA Stories — Find the story. Tell it well.」除了分享如何書寫優秀的深度調查報導以外,她的故事中也讓我們看到依然有許多正直果敢的中國人為更好的社會而努力。

李志德,《端傳媒》前總編輯、現任《鏡週刊》文化組副總編輯,是本週重磅演出的擔當。感謝志德對《卓越新聞電子報》的信任,在疫情趨緩、台灣生機復甦的六月,我們推出「志德的香港故事——渣華道的日與夜」專欄,記錄一個台灣人在香港,與兩岸三地頂尖的新聞人,一起打造華文閱讀共同體的媒體實驗。

志德也和我們分享中國採訪教戰守則,中國黑手大外宣的威脅來勢洶洶,新聞人如何抉擇?又該如何自保?同場客串演出的獨立記者朱淑娟,與志德共同模擬情境,提供資深記者寶貴的判斷經驗。

作者:田中靖人|日本《產經新聞》前台北支局長・資深記者
譯者:鄭仲嵐|駐日獨立記者・Nippon.com 編輯

我從 2014 年 6 月起,到今(2020)年 3 月底為止的 5 年 10 個月間,以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的身分來台赴任,並擔任傳達台灣內外情報給讀者的角色。當我來台的時候,正值「太陽花學生運動」結束之時。政治面上,我歷經兩岸元首在新加坡的會談、兩次總統大選與民進黨政權的輪替。社會面上,我則報導過台南與花蓮的地震、復興航空的墜機事件等讓人感慨萬千的記憶。

在台灣以外、我也採訪了香港的雨傘運動及反送中示威抗議、亦去過澳洲當地採訪兩次大選。包含在日本時擔任政治部的記者在內,我想要記述一下自己在台灣的報導現場所感受到實際的問題。我的觀感可能會讓一些人覺得不愉快,但是,身為一位跨越國境、同屬新聞報導界的我,同時也是將台灣當作第二故鄉的我來說,我希望能說出心中苦處,為我鍾愛的台灣進一忠言。

自由與開放的台灣,部分媒體誤用了「自由採訪」

根據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發表的新聞自由度排行榜,台灣在 2020 年時是世界排名第 43 位。不只優於香港的第 80 位,也比日本的第 66 位與美國的第 45 位都還要高。

我深信新聞報導的自由是民主主義的基石。台灣民眾雖然常批評「台灣的媒體太過自由了」,但台灣新聞報導的自由度確實可以跟世界誇耀。這是在二次大戰後歷經長久的一黨獨裁體制下,許多前人先進一起努力得到的勝利成果。如果真要說有問題的話,我認為並不是「太過於自由」,而可能是一部分的媒體將「自由採訪」一詞使用上犯了錯誤。

台灣不論中央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對於海外媒體(中國大陸、香港除外)都是謹慎及親切的。身為特派員,因為工作特性上,我經常出入的地方是總統府、外交部、國防部與陸委會等、立法院的院會預算審議也都能自由採訪。

台灣當局發送情報的 LINE 群組等,海外媒體都能夠跟台灣媒體一樣加入群組討論。LINE 群組的好處是可以即時分享情報,在當場可以簡單地跟各部會進行簡單詢問。當然也是會有「已讀不回」的狀況、大多數的場合下,各部會都會跟全體乃至於個人做回答。台灣雖處於邦交國少的嚴峻國際環境,可以想像他們也希望連結國外媒體,重視消息發送的即時性。

台灣在 2020 年「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度排行榜排名第 43 位。圖:RSF (Fair Use)

日本則是有「記者俱樂部」制度,中央省廳層級的消息,只有全國性的 5 大報紙與一部分的地方大報、2 間通訊社、電視的話只有 NHK 與總公司在東京的民間電視台可以獲得。首相官邸的記者俱樂部及外務省的「霞俱樂部」等記者會,雖然容許國外媒體以觀察員的資格參加、但要獲得參加資格還需要俱樂部加盟社的推薦,條件是很嚴苛的。

新聞情報發送上,外務省雖然有電子郵件,但首相官邸則是在地下的記者俱樂部告示板上貼上一張紙公告,這是很平常的。這樣子的話對沒有常駐在該地的國外媒體來說,要得到情報是很困難的。國會也是,平時也無法自由地進出議事堂採訪。台灣自由且開放地採訪現場,跟日本是有著天壤之別。

採訪質量上也成為問題

即便如此,台灣的採訪現場還是有很多我認為很可惜的地方。首先,現場的記者及電視台攝影的數量相當多。採訪現場常根據場所的大小、採訪對象的移動等,出現不少次讓身體感到危險的擠壓狀況。

現在網路媒體也蓬勃發展、對人口 2,300 萬的台灣來說,我覺得新聞機構實在是太多了。日本也有「媒體爭奪戰」這樣的說詞,對同一個對象卻有過多新聞機構強壓,硬要採訪什麼的現象應該被視為個問題。

政治家畢竟是公務員,可能說不要被歸類在「媒體爭奪戰」的對象,不過日本的政治現場會有「代表者採訪」,讓文字、影像媒體的輪值「代表新聞」採訪後、再跟其他新聞公司一起共用。這跟當局所提供的素材不同,是媒體們觀點整理後的採訪,也不會讓採訪對象產生反感。這對台灣來說,也許是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台灣記者會上的提問,常常有很多問題也是不可思議的。台灣的政治採訪上,常常出現「某人說了什麼,您覺得如何」等這種問題。當然日本有時也會有相同的質問,但是只有得到單單一個回應的話,基本上是很少能成為新聞的。此外,很多台灣記者常常是邊問問題邊看著手機,大概都是被上司下命令而不得不從吧,結果反而變成是問問題的記者完全都沒有在聽受訪者的回應。

公務人員本來就是相當忙碌的人。所以回答記者質問的時間本來就是替市民服務的時間之餘,他們還要抽空出來受訪。在民主主義社會下,他們當然也有義務責任,透過報導機關來確保訊息的透明與說明其責任。正因為這樣子,質問的記者態度一定要很認真。如果一定要從那個人的口中聽到什麼消息的話,還是要用自己的頭腦想一想、用高效率來引出對方的回答,這不正是記者要做的工作嗎?

或許是記者會上,優秀的記者可能會為了不要在其他公司或同僚前太過鋒芒畢露,因此會不太敢問問題。我後來也認識了這些讓我有這樣感覺的記者。日本也會有資深記者有時抱怨「記者會上問問題的那記者根本是笨蛋」。但是,我基本上是不同意這樣的說法的。記者會就是要把採訪對象的素質給攤開來展現的地方。只是如果連記者在當場也問不出個像樣的問題,私底下也沒辦法問出什麼尖銳的提問了吧?

常常「轉載」其他新聞公司的新聞,也是台灣新聞的特徵。只要有個公司打出「獨家」後,其他的新聞公司就會自己不先確認事實,然後直接引用「根據某某公司」自己再發新聞。

日本的話、就算是採訪力受限的海外媒體也是,絕對不會將自己國家的友台新聞直接這樣轉載。因為自己公司報導內容不正確,也是會發生訴訟在內等責任。日本是連一點點的數字錯誤都不能允許的。新聞報導機關要傳達的情報,就是要基於事實、依據所傳達正確的情報作為前提,但台灣就連對「誤報」等修訂道歉的報導都相當少見。「假新聞」在全世界已經成為問題了,台灣我敢說也對假新聞擴散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是否太過「過度競爭」了?

我自己來看,會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還是台灣媒體數量增加太多,陷入過熱競爭的結果。台灣新聞台頻道 24 小時不間斷地一直播送,他們在為了小數點以下 2 位的收視率在競爭。網路媒體也一直不斷加入市場,當然網路媒體中也是有相當優秀的記者,不過有人在記者會上也都不抄筆記,一直拿著手機直播而已。

隨著媒體的數量增加,廣告收入當然也分散,自然記者的薪水就愈來愈少。因此,想要聘用經驗豐富的記者,想必也是愈來愈難了吧。尤其我的印象中,台灣的電視台記者幾乎都只有年輕世代。年輕記者經驗也不夠,記者的數量也不多,所以每次去現場都沒有辦法採訪到深度現場。

結果,就造成媒體除了特定政治立場外,報導都寫的大同小異。隨著新型態媒體的加入,本來可以期待報導內容可以更多樣化,結果這種期待沒出現效果,只是造成每個記者質量與採訪環境愈來愈不好,所以結果來看,台灣媒體報導的質量全體都依然持續呈現低下的狀態。

我認為現在台灣媒體應該追求的,不是再把報導機關一直不斷細分,應該要壯士斷腕有個重整跟統一。隨著網路世界普及,不只是只有台灣媒體的型態在持續改變,日本也是有報紙、電視台等既有媒體的訂閱、收視率下滑,台灣與日本都面臨到經營環境愈來愈險峻。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認為日本的既有媒體,在報導的質與量上是不會失去其優越性的。在台灣相當優秀的網路媒體記者,應該都是從既有平面、電子媒體出身的記者。

台灣當然有其傳統的藍綠對立,這版圖也延伸到了報導機構。事實上日本近幾年,也開始政治對立激化之餘,新聞報導機構的政治姿態產生兩極化的現象。我想將這樣的形態稱作「日本社會的台灣化」。政治與其有關媒體報導上的現象,其實台灣是比日本都還早發生了。所以,我期盼在新聞業界的改革上,台灣一定要比日本更早跨步向前行。

田中靖人認為,台灣媒體數量增加太多,陷入過熱競爭,期待台灣比日本更早跨步展開媒體改革。圖:Getty Image (CC BY-NC-SA 3.0 Inter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