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局勢動盪 媒體遭遇前所未有的改變
易淳敏｜特約記者編譯
美國歷史上經過多次重大抗爭與轉型，新聞媒體挺過不少寒冬，然而這次卻是前所未見的改變。新聞產業從紙本印刷發展至當今網路媒體，過程中不僅媒介和閱聽眾的權力角色產生轉換，過去用以區分新聞報導的三大領域也隨著時代變動。繼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上任後，政治牽制著新聞媒體的話語權，層出不窮的社會議題迫使媒體不得不將改變攤在陽光下。
爬梳美國報業，1939 年 1 月《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刊出一篇題為〈我嫁給猶太人〉（I Married a Jew）的文章，作者欲向世界「揭露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的真實情況」以回應大眾高度的興趣與好奇。
她坦承，丈夫對於身為猶太人的種族歧視言論依然相當敏感，相較之下她經常試圖「從納粹的角度看待事情，並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找藉口」。此外，她認為猶太人既然選擇在「異地」紮根，勢必得理性行動、做出實際努力，以優雅的方式適應「外族人」的生活。
作為世代爭議性議題，該文章每隔一段時間便會重新流傳於網路上，連帶而來的評論不外乎是「您相信《大西洋》雜誌刊出那篇文章嗎？」。即便《大西洋》未對此做出回應，媒體的良好信譽早已打了折扣。
新聞中可被接受的話語始終存在一道界線，而媒體透過複雜且通常未被認可的方式涉入其中，參與執行並相互競爭。1986 年，媒體史學家丹尼爾．賀林（Daniel Hallin）提出，記者將出刊想法類分為三個領域，每個領域都受制不同的報導規則。
報導內容位在「共識領域」（sphere of consensus）中，即是達成認同。 其次為「偏誤領域」（sphere of deviance），意即該觀點普遍令人反感，因此首先被排除。介於兩者之間則屬「合法爭議領域」（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報導應涵蓋各面向，並以特稿專欄之篇幅呈現所有觀點。
1939 年，當時《大西洋》刊登的「我嫁給猶太人」一文中，觀點屬於合法爭議領域，然而，到了 2020 年，該文無庸置疑的被歸類在偏誤領域。由此可見，新聞觀點及話語的界線與時俱進，界線的改變再再指出相關對話不斷開展且搬上檯面。
又以 2019 年 5 月底《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為例，《紐約時報》專欄在徵詢阿肯色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湯姆．柯頓（Tom Cotton）的同意後，發布了一篇呼籲對騷亂和搶劫進行大規模軍事鎮壓，以「恢復路上秩序」的文章。該文一出，旋即引爆《紐約時報》內部反抗，從業人員甚至在推特上發起抵制。為平息眾怒，專欄編輯詹姆斯．班內特（James Bennet）引咎辭職，副編輯吉姆．道（Jim Dao）則被調任。
《紐約時報》面對參議員柯頓評論引發爭議一事，最終以在文章前加上「編輯註」（Editors’ Note）處理。圖：《紐約時報》（Fair Use）
就在同一週，《費城詢問報》（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主編斯坦．維施諾夫斯基（Stan Wischnowski）發表了一篇名為〈建築也很重要〉（Buildings Matters, Too）的建築評論後離職。《詢問報》董事會主席大衛．博德曼（David Boardman）對此深表遺憾，他稱讚斯坦的表現傑出，唯獨忽略數十年來，前人創建根深蒂固的、至關重要且涵蓋多樣性、公平和包容性的問題，而後續討論被認為有助於新規範的運用。
對此，受挫的保守派解釋，該現象源於年輕一代、覺醒的記者，期許媒體照著行動主義者的路線重組，而老一輩則認為媒體必須無所畏懼報導新聞，而非一昧向大眾喜好靠攏，並在新聞中反映當權者所持的全部觀點。
另一種說法指出，可被接受的觀點範圍並沒有受限於局勢變化。舉例來說，若時間回溯 20 年前，柯頓的文章能被認可刊登，而主張廢除監獄或警察制度可能會被長期擱置，更不用說「Black Lives Matter」的口號是備受爭議。如今，「Black Lives Matter」已達普遍共識，廢除監獄制度被重新歸類為合法爭議領域，業界更策動一場改革，試圖將柯頓提議軍事鎮壓一文歸於偏誤領域。
上述三領域的規範大致一如既往，而話語界線正不斷變動，邊界也更顯而易見，恰好呼應《紐約時報》的座右銘「所有值得印刷的新聞」（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另一方面，美國西北大學梅迪爾新聞學院院長查爾斯．惠特克（Charles Whitaker）則一語道破「這些領域規範都取決於政治」，不論是作為新聞從業人員強調特定觀點與否的欲望，抑或是僅留下販賣思想的市場印象，都是深受政治支配的。
圖1：《紐約時報》評論引發風暴｜圖2：阿肯色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湯姆．柯頓（Tom Cotton）｜圖3：專欄編輯詹姆斯．班內特（James Bennet）引咎辭職｜圖4：《紐約時報》處理方式值得深思｜圖5：《紐約時報》的座右銘「所有值得印刷的新聞」（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圖：Getty Image (CC BY-NC-SA 3.0 International)
世界變遷 帶動媒體瞬息萬變
新聞網站 VOX 的共同創立人克萊（Ezra Klein），在成為一名記者前，以經營部落格維生。 回想起來，儘管當時很難想像，主流媒體卻已經開始漸漸失去話語權。2005 年克萊被《美國展望》（American Prospect）雜誌聘用，之後繼續在《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任職 4 年，終於 2014 年創立 VOX。在那段時間裡，世界發生巨大變化，帶動媒體產生戲劇性轉變，當前四項趨勢匯流，重塑媒體樣貌。
其一，在穩定的當地廣告壟斷下建立的商業模式，歷經一場針對數位媒體的全國、乃至全球戰場後瀕臨瓦解。 《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LA Times）和《華盛頓郵報》在 80 年代爭奪獨家新聞中游刃有餘，並各自找到紮根的一席之地，然而當時他們並沒有預先為「訂閱之役」擬定配套措施。如今，他們成功在數百間媒體市場下競爭。當閱聽眾的選擇越多，也掌握更多資訊使用權，媒體意識到流失讀者的威脅近在咫尺，也因此提高對市場的重視。
其次，新聞全國性化改變了受眾的性質，本地的商業模式是根據某地區的主導性報導來預測，而國家商業模式則是保護特定人士的的忠誠。 這是針對《紐約時報》的特殊挑戰，他希望推廣普及，實際上卻屬於自由派的中央機構，經常與總統川普及其盟友發生衝突。 這不僅是《紐約時報》所面臨的燙手山芋，事實上，當前所有出版業和閱聽眾之間存在著更緊密的反饋循環，以了解他們的觀點及興趣，媒體追尋更加分眾的客群，如此一來也增加報導決策時的壓力。
第三，儘管美國適逢人口急速增長與世代交替，千禧世代目前仍占比最多。其中年齡最大的已經 40 歲了，最小的則是 26 歲，他們較上一代享有自由及多樣化，除了日漸承接工作場所的主導地位，也成為健全業務需求的最大客群。
尤其是在新聞編輯室中，他們累積了豐富的經歷和強大能力，足以讓自己的意見被受重視。他們對於前述用以區分新聞內容的三大領域，抱持不同觀點，也較上個世代看重工作場所多元化和包容性。
由此足見世代相傳的重心正在轉移，相關制度也不斷更新。哥倫比亞新聞學院（Columbia Journalism School）立普曼（Ira A. Lipman）教授、《紐約客》（the New Yorker）特約作者科布（Jelani Cobb）解釋，「已經服膺於多元化的組織，並未完全意識到多元化意味著他們勢必轉型成一個截然不同的場域」。他認為若想將多元觀點帶入，便會形成不同文化和環境，進而驅使做出不同決定。
第四，社群媒體的興起不只讓閱聽眾受惠，更賦予個別記者公開質疑雇主的權利，公開訴求員工和大眾的不滿，儼然成為出版業者不可忽視的公共危機。
「記者並不會因為老闆本身的標準或認知而停擺工作」，梅迪爾新聞學院院長惠特克表示，內部溝通管道如「Slack」平台的出現，為團隊提供一個不受影響的討論空間，這就是群眾的力量，也迫使原先私下的對話和辯論搬上檯面。
麥特．普里斯曼（Matt Pressman）在《新聞報導：塑造新聞的自由價值觀》一書中，提及世代交替和技術革新改變新聞的動態過程持續發生，惟過去是透過新聞編輯室的內部辯論和退休招聘，默默進行改變。如今，改變逐漸在公開場合發生。
「Black Lives Matter」（黑命貴）引發新世代共鳴，已達普遍共識，但圖 5 也顯示此運動亦有暴動不可控的面向。圖：Getty Image (CC BY-NC-SA 3.0 International)
世代交替與對立 迫使媒體改變搬上檯面
新聞媒體喜歡自稱拿著一面鏡子審視美國，不願淪為政治傳聲筒，抑或形塑國家話語權界線的發言人，然而媒體卻一直反其道而行。
任教於紐約大學的新聞學教授傑伊．羅森（Jay Rosen）指出，「就共識、合法爭議和偏誤三領域思考時，你會發現媒體變相監督了各領域的內容，一種闡述新聞作用的新方式應運而生」。而媒體卻不曾為意識形態的行為負責，也不曾承認自己做過，甚至就此檢討。
倘若《紐約時報》從未徵詢柯頓的意見，又或是柯頓自行投稿並通過審核，事實上都不會因此改變文章刊登與否。該專欄發布後，透過半公開流程重新定調為內容偏誤，因而成為爆點。這項爭議讓通常私下進行的篩選流程曝光，更顯示新聞領域的區分法不但混亂還充斥爭議。
此外，川普和其幕僚的行為催化了新聞媒體的改變公開化，長期以來，新聞編輯室必須找尋更委婉的詞代換描述川普「說謊」的行為。針對柯頓專欄的最終裁決，順勢將總統川普及其多數支持者的論點歸類到偏誤領域，甚至到了「惡劣」的程度，都是新聞媒體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哥倫比亞新聞學院教授柯布感嘆，「《紐約時報》曾經自成一生態系統，現在它已陷入在一個生態系統中，很難不隨波逐流」。
據報導，造成美國時代動盪的因素之一在於媒體和文化力量比人口統計學領先十年，反之，政治力則落後十年。川普和共和黨的執政，是受制於美國選舉人團的結構、參議院的設計以及最高法院的終身任命，賦予了年長白人、極端保守的少數派的參政權。
然而，文化和媒體的力量在多樣化的城市人群裡日漸壯大，致力為不斷增長的消費者及潮流創造者服務，這股力量讓極端保守的年長白人感到束縛，兩者之間便產生了碰撞。雙方都認為對方非法濫用職權，違背了所屬機構建立的價值觀。
實際上，他們為了這些價值觀和辯論的界限而戰，雙方分歧迫使媒體機構選邊站。VOX 共同創辦人克萊分析，對於曾經能跨越對立、甚至定義分歧的機構而言，這是一個新的棘手現象，同時也反映出數十年來不斷在重塑美國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