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理｜香港新聞自由的凋零：談「記者褫奪令」

2020 年 11 月 03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背後

岳理｜華文獨立媒體人

凋零：那曾經擁有的和已經逝去的

近幾年來，我頻繁地聽做中國大陸新聞的香港記者們提及他們共享的一個類似的感覺：

以前做中國新聞，在前往中國出差，做過一些民運、維權、高層敏感新聞之後，經歷過被跟蹤、騷擾、扣留的精神緊張之後，跨過中港邊界，總會有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緊繃的神經鬆弛下來，安全感驟然回歸，因爲我們都知道，自己衝刺越過了安全線，那股巨大的力量鞭長莫及。然而他們近年他們共享的感受是，這種感覺，從幾年前開始逐漸褪去，而在去年至今年之後，這種感覺已經蕩然無存。

這便是一個地方新聞自由的凋零，體現在從業人員身上時，最直觀的感受。

記者褫奪令：看似未剝奪什麼卻敲響新聞業喪鐘

9 月 23 日，香港警務處發出通告，表示將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定義，拒絶承認記者協會等媒體工作者工會的記者證，作為辨識記者的方法。新規定下，警方只承認已登記香港政府新聞處發佈系統的傳媒機構和國際認可的非本地媒體。這一標誌性動作，正式爲死亡的香港新聞自由蒙上白布，對於這一條款，台灣媒體以一個極爲具象的詞語「記者褫奪令」形容。

褫奪這個詞，有種「剝奪身份、榮耀」的意味，老舍《四世同堂》寫錢太太的弟弟陳野求，說「八張像蝗蟲的小嘴，和十六只像鐵犁的腳，就把他的學者資格永遠褫奪了」。

新聞工作者之所以爲新聞工作者的資格和身份，本不是警方賦予的，而是自由世界價值中神聖的媒體採訪權和公衆知情權賦予的，是社會文明識進步價值發展到一定地步賦予的。但警方卻可以「褫奪」他們的身份，就像陳野求的學者資格並非孩子們八張小嘴和十六只腳賦予，卻可以被他們褫奪一樣。

這便是世事荒誕而又現實之處：香港的新聞機構在事實層面上看並沒有被剝奪什麼，沒有成爲「非法機構」，沒有被抓人封鋪，他們還是可以繼續運營，繼續生產內容，繼續擁有讀者。但警方不再承認他們作爲新聞機構的存在，不再需要尊重他們的採訪自由，給予他們空間。

一個最典型的公權力機構作出這樣的規定，把他們不喜歡的媒體拒之門外，作出區別對待。用於監察公權力的第四權如今卻被公權力所鉗制，甚至能夠左右新聞從業者的定義，說是敲響了新聞行業的喪鐘，也不爲過。

影響：不管「真記者」、「假記者」，通通不自由

警方對記者的最新定義，使得大量網媒、獨立媒體的工作受到影響。事實上，在前線操作時，早在通告頒佈的多日前，警方就已經在逐漸設限。在記者褫奪令的消息公佈後，我和一名網媒記者朋友仔細地聊了聊。他透露，至少早在今年七二一元朗襲擊事件週年紀念的衝突現場，警方已經拉出橙色封鎖線，聲稱有很多假記者，要求逐個識別記者的所屬機構，和對記者問話。

他們的判斷標準有兩個：一是是否在香港政府新聞處發佈系統的名單上，二是問記者是否受薪，認爲如果沒有受薪的就不是真記者，以此限制學生記者和義務機構。他們會把他們認爲算真記者的人關在封鎖線內，只允許他們在其中拍攝，而將他們認爲是假記者的人驅離。

在記者褫奪令頒佈之前，警方所做的主要只是將「假記者」驅離，但此後是否會有其他動作，是否會扣留、拘捕、控告，則不得而知。我的網媒記者朋友承認，在通告發佈之後，他作爲不在名單上的機構員工，又曾經在現場被騷擾扣留，如今有了有陰影和負擔：「接近他們時，會彈開」，10 月 1 日直播衝突現場，朋友認爲自己的鏡頭拍得很差。這已經是赤裸裸的新聞自由受到干預的表現。

而「真記者」也同樣不自由。新出現的針對記者的橙色封鎖帶，讓他們無法如以前一樣自由地在事件現場遊走，從各個角度觀察，全方位地保留真相。有了真假記者的分野，另一個作用是，警方可以依據自己的喜好，「管理」、「指引」他們認爲的真記者，我的另一些朋友，被他們限制在橙色圈的窄小的空間內，界線又時時變動，被驅趕來驅趕去，提問得不到回答，也根本難以繼續前線的工作。

新出現的針對記者的橙色封鎖帶，限制了記者採訪自由。圖中亦可見警方設置的傳媒聯絡（Media Liaison）。圖：Studio Incendo@Flickr (CC BY 2.0)

公權力：沒有資格定義「何謂記者」

基於人人可以是記者的理念，香港的記者行業幾乎沒有門檻，運動後新誕生的網媒多如雨後春筍，其新聞作品質素的參差、現場人員表現的專業程度，同樣在業內引起一些討論。畢竟香港的新聞從業員群體是這樣突然急速地暴露在一個長期運動、衝突的環境之下，幾乎人人一下子要開始做戰地記者；同時又有大量的學生傳媒、青年記者懷着一腔熱血加入行業，但還未能在專業傳媒和抗爭者的心理身份之間取得平衡。

業內行家去年也曾有過內部討論，是否要開設一些工作坊，就新聞倫理乃至現場技巧爲有需要的從業員作培訓；新聞素養教育，無論是對從業員還是對大衆，可能是在一個健康自由的社會裏面對上述問題的解決方法。

但無論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鑰匙，都不可能是警方。警方、或者任何公權力機構，都沒有任何資格去下定義，爲「何謂記者」的概念圈地。

據我所知，記者褫奪令公佈後，也有網媒討論過，是否要跟隨新的警察通例，去申請進入香港政府新聞處發佈系統的名單。是否被批准姑且難論，這個想法在內部本身就引起了強烈的反對聲音：主動去順從他們的規定，是否就意味着承認他們的定義，變相慢慢地開始區分「官方記者」和「假記者」？

遺憾：33年前全港挺新聞自由，而今團結卻難再

這都是記者褫奪令所引來的一些內部爭議。而這也是我所驚訝的另一點：在這件事面前，行業竟然還有時間去發生內部爭議。

1987 年，香港立法局通過《公安（修訂）條例》草案，是當中第二十七條授權律政司，若認為某新聞是虛假的，可能引起市民恐慌或擾亂公安，不管新聞發佈者是否蓄意或無惡意，都可以提出起訴。這項修訂，引起社會上 46 個團體反對，全港 916 名新聞工作者，包括傳媒業高層金庸等人的聲明反對，記協前往英國遊說撤回條文，最後並獲得成功。

1987 年包含金庸在內的傳媒界，發表新聞工作者宣言，反對公安（修訂）條例第 27 條的修改。圖：鳳凰網截圖（Fair Use）

1987 年香港新聞界的大團結，成功地刪除《公安條例》第 27 條的虛假消息罪。圖：電子版香港法例（Public Domain）

我最遺憾的，是當年全港新聞從業員、乃至整個社會，從高層到前線，這種守護新聞自由、堅持真理的團結難以再現。通告至今已頒佈一個月，社會反應從驚訝到平靜，甚至傳媒高層內部據聞對此態度也不完全一致。有些媒體的高層，同樣認爲一些新媒體不夠「正規」，需要被規範定義。

網媒朋友認爲這背後實際上就是利益衝突。他承認目前新成立的媒體有些爲了迎合觀衆，會在內容上表現出位，或者作品參差，有「內容農場」之風，但問題在於，哪怕目前在名單上的媒體，當中也有不少「表現出位」、「內容農場」的，但只不過可能因爲他們更爲主流或者更早註冊，所以也被納入其中。

那些傳媒大佬，在明面上表現出因對「規範媒體專業性問題」的關切，而不那麼反對警方的做法，事實上問題也沒有通過記者褫奪令而被解決。因此，在一系列的聲明、抗議之後，業內的進一步反對行動也難以推行下去。

問題的關鍵，可能在於「如果我們被打壓，就會少了個對手」，朋友笑說。

「可是他們有沒有聽過『狡兔死，走狗烹』這句古話嗎？」末了朋友自己補充道。我驚訝於一些從業者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短視與自私，倘若因爲一時打壓競爭對手之快、或者認爲事不關己，就可以漠不關心，甚至舉手支持，則無異於與虎謀皮。因爲一旦給了公權力伸手的空間，它便會無限擴張。

堅守底線：目前最好的應對方式

莫說橙色封鎖線影響的不止是名單以外的記者，對名單內的記者同樣有不少干擾，更可以預計的，是權力會逐步推進自己的領地。今日是拉橙色封鎖線驅離記者，明日可能就是拘捕控告；今日是不在名單上的大批網媒、學生媒體，明日便可以是任何不聽話的媒體。一旦沒有最明確、甚至激烈的不服從，那空間只會越來越小，越來越扭曲。

但我想這也不是香港的新聞自由單獨面臨的問題，這是香港所有領域中迅速收縮的自由所共同面對的問題，因爲我們面對著一個不可談判、不可曬冷的對象。無論你姿態激烈與否，最終在具體事件上，可能不會有任何結果上的區別。這種對獎懲機制預知，很可能讓你放棄抵抗，心灰意冷，接受現實。但事實上，堅持一件事並不需要預測分析那麼多，僅需要你所相信它是對的則可了。

記者褫奪令頒佈不久，除了 10 月 1 日等一兩次大型遊行之外，街頭運動的勢頭也逐漸減弱了。也曾與幾名記者朋友共同討論如何應對這個新通例的問題，大家一籌莫展，反對行動無以爲繼，唯有繼續做好自己，在前線工作時緊守崗位，不畏懼與退縮，如同以前一樣做新聞。而街頭運動的凋零，也使得新條例頒佈之後的實踐機會不多，實際上記者與警方未來會在街頭如何拉鋸，也尚未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