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建三X葉浩|重建公共性:我們的新聞媒體和社會怎麼了?

2021 年 02 月 17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專業

劉雨婷|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近年來,隨著社會兩極化情況加劇、以及網路和自媒體的興起,傳統主流媒體陷入嚴峻的生存考驗。雪上加霜的是,又接連發生如新冠肺炎疫情、香港國安法通過、美國總統大選等導致假消息滿天飛的重大事件,使得呼籲政府制定法律來管制新媒體的聲音四起,媒體面臨被政府和閱聽眾貼上「假新聞」標籤的困境,第四權岌岌可危。

有感於此,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舉辦了「媒體最好與最壞的時代:  觀點,思考,沙龍」系列講座。首場選在剛整修完成的新聞館展演廳登場,特地邀請台灣絃樂團的弦樂四重奏,還原過往沙龍講座會在休息時演奏音樂的傳統。

講座「重新尋找傳播與公共性,百無禁忌傳媒話題現場 Call-in:隨叩隨答」為題,邀請政大傳播學院教授馮建三、以及政大政治系副教授葉浩兩位老師對談,並接受主持人一一政大傳院助理教授黃俊銘,以及現場觀眾的提問,期望能藉由對談,找出傳播媒體在我國當代的問題與改造可能。

政大傳播學院邀請弦樂四重奏,還原過往沙龍講座會在休息時演奏音樂的傳統。圖:政大傳播學院(Fair Use)

為什麼是 BBC?

一開場,由葉浩先向馮建三提問,爾後在反過來,但有趣的是,兩人的問題皆不約而同,繞在同一個核心上一一以 BBC 為準的媒體典範。

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縮寫為 BBC),是世界第一家國營廣播和電視台,也是全球最大的新聞媒體機構。由於資金來自於英國國民的電視牌照稅,而能不受廣告牽制,堅持製作嚴肅有深度的新聞,再加上他公營背景和公益行為,成為世界各國競相模仿的媒體典範。

馮建三解釋 BBC 如此受人推崇、被認為是具備公共性媒體典範的原因。其一,BBC 的記者有五六千位,很大程度上成為英國媒體界的人才庫,內部規範也十分嚴格。比如,為了維護公司的中立性,記者不可隨意在推特上表達政治立場,否則會收到內部警告。

其二,有別於一般公廣集團總是缺錢的印象,BBC 在科技幫忙下,運作非常有商業效率業,又能兼顧社會公益。作為英國第二大出版事業,以及收取電視稅、而能不受廣告影響,使得 BBC 有能力不靠政府補助,便自行營運四個電視頻道,免費提供優質線上兒童教材。這也招致了美國和英國的大資本媒體集團的忌憚,引發他們向英國政府抗議,害怕沒有廣告壓力的 BBC 會瓜分太多市場,讓商業競爭更為激烈。

其三,BBC 會揭露組織內部的願景和財政報告,落實組織透明化的理念,加上產權明確屬於全體納稅人民,因此曾在相關組織透明化與報導信任度的調查中,以接近滿分的高分獲得英國民眾的信賴。

其四,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曾說過:「英國電視是集體主義的堡壘」,尤指落實產業民主、讓內部幹部皆可參與到重要決策的 BBC,且該精神仍舊維持至今。

其五,曾經有調查統計指出,英國二十年來最暢銷的節目,有十五個是 BBC 製播,顯見 BBC 的節目符合大眾需求,而非曲高和寡、乏人問津。

反觀國內的公廣集團,馮建三認為,若想要打造台灣版 BBC,雖然並不能直接複製、移植其經驗,但可先從擴大規模下手。他指出,1990 年代成立公共電視之時,國民黨以當時全國電視廣告收益約 180 億元為基準,編列 60 億的預算,相當於當時所有所有電視台 1/4 的規模。「就是要這麼大才有作用」,只可惜後續資金卻未投入這麼多,讓他開玩笑地說現在公視努力向政府要求經費云云,不過都是在討債罷了。

葉浩也認同馮建三的看法,但他認為,除了仿效 BBC 以外,新聞媒體還有其他可能典範。他分析,畢竟 BBC 是國營媒體,不隸屬任何政黨或政府,它所具備的公共性,和私人商業媒體的公共性肯定不同。然而,只要私人媒體可以做到透明公開揭露自身立場、清楚倡議、提出多邊不同視角討論,葉浩認為,這也是具備公共性、值得訂閱的媒體。

但是,新聞媒體的「公共性」,究竟指的是什麼?

何謂「公共性」?

專攻政治哲學與思想的葉浩解釋了「公共性」的概念

大致上,定義可歸納成兩大類,第一類是源自古希臘時期、較為傳統的想法,認為該議題關係到整個共同體的前途,才具備公共性;第二類則較接近當代普遍理解的定義,認為該議題只要和共同體底下、每個人的私生活有關,便具備公共性。

前者較注重整個群體的未來,而不考慮社會上的問題,比如討論台灣的未來發展;後者則剛好相反,重視的是攸關每個人與社會彼此間的連結,比如討論民生消費議題。

由此延伸可知,每個人對「公共性」有不同的理解,所設想出來的「媒體公共性」便不一樣,而且不同的「公共性」會有彼此衝突的問題。如果社會都只關注私領域的事情時,就會壓縮到對公領域的討論,反之亦然。

而在我們身處的台灣社會,根據葉浩 2006 年返台後以來的觀察,他認為台灣的新聞議題比例長年失衡,從十年前是政治新聞掛帥、到現今多為聳動獵奇的社會新聞,始終缺乏各國關注的重大國際議題新聞。他認為,這反映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現今媒體追求即時和速度,記者沒有空間跟時間,去製作深入調查、或評論研究式的報導,導致檯面上充斥著毫無討論意義的廢聞,而非具備公共性的新聞。

第二,台灣社會所認定的「國際觀」概念過於狹隘,以為會閱讀英文報導、收看媒體整理的一周國際大事,便已充足,卻忽略長年以來台灣的主流英文新聞,一面倒地多來自美國。人們其實養成的是美國觀點的媒體框架,恐不了解、也無從想像美國以外的看法,因為「從他國角度來報導的新聞又更是少之又少。」

而馮建三則提出其他見解:「我傾向認為這些公共性是互相滲透。」他認為,媒體公共性與大環境息息相關,比如 2008 年金融海嘯衝擊人們生計,導致保守右翼勢力崛起,加上手機的普遍,自媒體因而百花齊放、創造各自取暖的網路同溫層等因素,這才造成社會兩極化現象,影響到人們較少談論第一類關於「想像共同體」的公共性。

而如此現象,也挑戰了人們期待網路扮演共和式公共空間的理想。「我覺得因為我們現在對公共性看法不一樣,現在缺乏的是一個可以被信任所有人皆可發聲的平台。」

葉浩過往也曾對網路寄予這樣的期望,但再發現網路的公私領域界線越趨模糊,營利模式介入,社交平台變質成聽不見其他聲音的同溫層、加劇了社會分眾化,讓他疑惑是否真能建立這樣的討論平台。

「到底存不存在這樣的公共性?這是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馮建三認為,將 BBC  的媒體公共性移植到網路上,或許能改善當今媒體多半有自己立場、人們習於窩在同溫層的現況。

然而,葉浩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每個人的時間跟關注能力都有限,自媒體又百花齊放,大眾不一定會想在工作之餘,接收品質高、議題嚴肅、難以放鬆的新聞,所以現在想重新推廣像 BBC 公共廣播電台的媒體公共性,實屬不易。

「媒體最好與最壞的時代: 觀點,思考,沙龍」系列講座首場座無虛席。圖:政大傳播學院(Fair Use)

社會怎麼了?

2020 年 11 月底,有位單親母親因壓力過大,選擇勒死孩子後自殺未遂,遭法院判處死刑;不久後的 12 月 4 日,又發生一家四口自殺身亡事件。兩件悲劇皆引發社會嘩然,馮建三則注意到這類新聞報導的篇幅與方向,反映出台灣社會公共性問題:「我注意的是大眾在檢討什麼,但發現只有社工提出『國家在哪?』」

馮建三表示,台灣社福支出與亞洲其他各國相比,占比明顯低很多,「我們常誤認我們國家很威權、集體,但實際上是很個人主義化了,所以看到這類新聞才很少檢討國家的角色。」

葉浩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分析對岸與台灣許多人都有這樣的迷思,習慣把威權主義想像成是集體主義,但實際上兩者並不同。「威權時代底下,只有相信黨國神話故事的人,才能快樂相信集體主義。」許多人身處在草木皆兵的時代氛圍中,選擇放棄碰觸敏感的政治議題、躲回個人的內心世界,走向個人主義,最終也導致群體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即便是脫離那樣的環境後,也一時難以痊癒。

因此,在探討上述悲劇新聞時,葉浩認為最理想是依據該社會的體制、人民、公民精神、以及體制是否良性運作等方面來分析。比如,支持完全市場自由、小政府、沒有過多社會福利的美國,媒體自然較不易想到國家可如何從中幫忙;但重視社會福利的英國,媒體便較有可能批判政府失職。

而回到台灣社會,他認為我們習慣從後天努力或先天運氣,來看待個人的成功、失敗。「我們不習慣看國家體制、社會結構,因為媒體沒有在報導這些事情。」進而造成社會上一些矛盾的思維:如果失敗,那一定是個人努力不夠,這是不希望政府插手私人的小政府想像;但看到有人成功,又會希望政府能幫忙,讓自己也有機會成功,這卻是社會福利國家的想像。

「如果我們允許政府公權力適時介入,那我們對公共性的想像,就應該是類似社會福利國家。我們不應設想最右派的市場萬歲和小政府。」他認為,台灣社會的矛盾思維來自於當初從威權過渡到民主時,社會並未徹底思考、溝通、重建過公共性,導致許多人仍憧憬威權時代、現今難以做到的公共性。

長期親美與尊崇學術的關係,人們太容易直接借鑒別國,導致不乏有人持續拿他國理論想套用在台灣,卻忽略理論究竟適不適合台灣的社會脈絡。「我們尋找的樣板不應該是中國或美國,而應該要認清自己的體制、爬梳歷史脈絡、了解自己到底要重建甚麼,非常扎實來地討論,才能找到方法。」

另外,主持人黃俊銘也趁機向兩人提問近來吵得沸沸揚揚的中天電視台換照一案。他表示,公共性很重要的一類是談論共同體的想像,而國族認同正是台灣社會最為敏感、意見分歧的議題,並反映在媒體立場上。究竟台灣社會該如何討論這項公共性呢?

馮建三率先給出回應。他認為對現況的共識,是談論台灣共同體想像很重要的先決條件:「既然現狀不進則退,就要說清楚到底未來要怎樣。」他提議可以仿照歐盟模式,獨立國家彼此互相結盟、互助,只是從來沒有人有膽在檯面上提及過。而葉浩雖覺得這個模式不錯,但他也指出,目前雙方國力落差過於懸殊,與歐盟的各國實力均等較不同,會影響合作時的關係平衡。

葉浩也認為,共同體的想像不僅是看領土範圍,更重要的是人們的時間感差異。「不同族群的人有各自最看重的時間點,並依此來形塑對未來的想像和理解當今問題。」比方說,他覺得中國還走不出十九世紀曾被列強侵略過的陰影,因此表現出來仍像是重視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十九世紀國家。葉浩覺得由此角度出發來探討共同體的想像,值得大家坐下來好好溝通、決定未來方向,而不是放任各種不同的立場互相鬥來鬥去。

如何重建媒體公共性?

與會者踴躍提問、參與討論。圖:政大傳播學院(Fair Use)

面對現場學生詢問可以如何協助改善媒體環境,馮建三跟葉浩一致認同,唯有人才願意進到體制內、並掌握到權力後,才較有可能開始進行改革。

「我自己從過去十年不太鼓勵同學去做記者,到最近十年反而很鼓勵同學去做記者。」馮建三笑稱,自己是後來才開竅,認同各行各業應該都要有好的人才進駐,才有改變的可能。尤其新聞媒體肩負著溝通的作用,儘管大家們知道業界情況不好,一旦待久了,可運作的空間與權力就會多一點,就有機會改變社會。

葉浩也認為,除非是從頭新創一個媒體、導入全新制度,不然外在批評很難撼動原有體制內的結構,所以他期勉有志者進入體制內,忍耐撐到自己可獨當一面的時候,並在過程中,不要忘記自己進來的改革目的。他提醒:「上天跟我們開的玩笑,常是當你留的夠久的時候,你已經被同化、不想去改善了。」

此外,台灣目前的新聞環境約在 1990 年代後期定型,積年累月潛移默化下,閱聽眾逐漸懶得看嚴肅性較高的新聞,而且若要培養這樣的媒體選擇,需花費許多資金與功夫,因此由政府投資公廣集團、開設嚴肅性較高的新聞頻道,馮建三認為不失是一個改善新聞現況的好方法。

講座以「重新尋找傳播與公共性,百無禁忌傳媒話題現場 Call-in:隨叩隨答」為題,與會者共同合影。圖:政大傳播學院(Fair 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