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秉成X蘇正平X劉昌德|「打假」的台灣模式如何可能?如何延續?

2021 年 06 月 10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識讀, 資訊真偽

陳洧農|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前情提要:〈上半場:洪貞玲X羅世宏X胡元輝|對抗不實資訊的「台灣模式」

在《台灣如何對抗不實資訊—跨部門合作模式分析》的研究報告發表會中,下半場邀請到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蘇正平、政大傳播學院教授兼研究暨發展中心主任劉昌德以及台大新聞所教授洪貞玲擔任與談人,身為報告撰寫者之一的胡元輝教授也在現場對與談人的意見做出回應。內容包括:現行政策之形成與檢討、對平台責任期許的轉變、事實查核的公共化等。

打假能量不足,跨部門合作需再強化

政務委員羅秉成表示,對抗假訊息的跨部門合作有再強化的必要。圖:陳洧農攝

羅秉成表示,對抗假訊息的跨部門合作有再強化的必要。政府現在的跨部門機制是在兩年前進行任務編組,決策層次由內而外,雖然有部會間的協調機制,但不是定期進行,也非專責機構,因此較為鬆散。

他說,當時之所以決定不成立專責機構,是因為能量尚且不足,也唯恐招致傷害言論自由的批評;而專法尚未成熟,檢視當時各國的應對方式,很少有專法,即便有也很難說是成功的。因此至今仍以任務型的編組在部會間協調。

羅秉成提到,在與外國交流的過程中獲得不少建議,其中「缺乏政策智庫功能的部門」可說是命中要害。然而,以目前的任務型編組來說,沒有能量進行更深度的政策分析與研究。

他說,不像性別平等有性平預算,在「假訊息」這個項目下,可說沒有任何經費可言。儘管在教育部有媒體素養的預算編列,但也只能涵蓋假訊息的一部分,面向不盡相同。

政策與法規的檢討

羅秉成提到,以對抗假訊息而言,立法的有效性值得再評估。先前為了因應假訊息而做的修法,雖有某種程度的阻嚇性,但對於抑制假訊息的擴散,效果還是很有限。真正較有效果的,還是長期的「識假」,亦即媒體識讀能力的培養。在法治或政策面可以做的是抑假(抑制、移除),例如歐盟的《數位服務法》(The Digital Service Act, DSA),但仍需與平台業者溝通,不能強推。

在台灣既有的組織架構下,對網路治理並沒有單一的主管機關,但就對抗假訊息而言,某些面向確實需要有主管機關,因此這次行政院組織改造在組織法上有相應的調整。

羅秉成指出,被學者們所批評是「戒嚴時代產物」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在 2018 年為因應不實資訊,展開第一波修法時,曾被提出檢討,但後來沒有處理。原因是當時要將構成要件明確化,帶出的法律效果會與內政部對於《社維法》的政策方向產生衝突。

《社維法》規定,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安寧者,處 3 天以下拘留。正因為拘留刑的效果,使得警察在辦理假訊息時不能直接裁罰,一定要移送法院,能以司法作為後控者,對言論自由較有保障。而當時若修法將拘留拿掉,會讓警察可以直接裁罰,有壓抑言論自由之虞。

羅秉成表示,內政部在通盤檢討《社維法》時已經檢討到這一條,至於到底要怎麼修,甚至有無存在的必要,都可以再討論。

歐盟的《數位服務法》可作為管制參考。圖:EDRi.org (Fair Use)

對網路平台須負責任之觀點轉變

在平台責任的部分,先前研擬的《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對於平台業者的規管是屬於相對低度的管制,原因是當時認為平台業者僅提供平台,不介入言論內容。在此前提下,業者的責任只需建立不當內容的檢舉通報管道及回覆機制,相當於現行的平台社群守則。

然而現在歐盟的看法已經有了轉變,開始認為平台除了社會責任,還必須擔負法律責任。羅秉成表示,NCC 內部的討論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可惜此議題的社會敏感度非常高,「因此一度在《數位通訊傳播法》裡面認真討論,其他國家的法治有沒有我們參考的餘地時,所謂的『東廠說』就又飛過來了。」雖然將言論自由放在優先的地位看待政策評估,是正確的態度,但現在國際趨勢對於平台的責任期許,值得吾人深思。

羅秉成以美國前總統川普帳號遭平台封鎖為例,指出平台雖然不直接介入內容,但實際上握有編輯、刪除等權力,事關重大。「連總統都刪掉了,那任何評論被刪掉也只是剛好而已,這樣好嗎?」但以台灣目前各方面的能力與政治生態而言,在這方面並沒有超前的條件。

洪貞玲表示認同,認為最好先觀察其他民主國家對於平台責任的立法以及政策,考量本土環境,再評估平台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

台灣模式的效度與政府「打假」的決心

蘇正平提問:當面對這種牽涉戰略性的不實訊息,目前談的台灣模式是否有能力處理?圖:陳洧農攝

蘇正平指出,此研究報告較少論及所謂的「台灣模式」得以成功的社會基礎條件,也沒有列出其他國家的模式加以比較,是以較難從中看出台灣自身的改進空間,甚或提供他國參考的可複製性。

另外,報告著重於不實報告的辨識或查核,屬於較後端的作為,不過台灣所面對的不只是個別的不實訊息,更嚴重的是來自中國具系統性、組織性的不實訊息攻擊。文中所提的台灣模式是否有能力應對這種等同於戰略武器的訊息攻勢,值得商榷,「因為我們現在都在後方疲於奔命。」

蘇正平質疑,當面對這種牽涉戰略性的不實訊息,目前談的台灣模式是否有能力處理?政府是否應該負更大的責任?如果要政府處理,責任層級是在行政院,還是總統府國安會?值得政府認真思考。他說,以羅政委所談到,目前政府多以產業規範的面向來切入,對於作為戰爭型態的不實訊息,恐怕有所不足。

胡元輝表示,若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對應組織性的假訊息確實需要專責小組,亦即國安跟資安單位的合作,也會需要網路平台業者的協力。然而這段時間以來,我國的國安與資安單位在速度上仍有不足,而網路業者所提出的定期查核報告,與台灣有關的部分還是非常少。

台灣社會是否真的在意正確訊息?

蘇正平提到,台灣最大的不實訊息轟炸,其實就是每次選舉結束開票時,各電視台為了搶收視率,而在報票過程灌水的行為。也就是說,直到電視台最後把票數回歸到中選會的票數之前,每分每秒都是假訊息,而全國的觀眾就隨著假票數忐忑不安,非常荒謬。

蘇正平表示,並不是最後有把票數回歸就沒問題,2004 年就曾經因為灌票過度,險些引發政治動亂。退一步想,這種大規模、明目張膽的假訊息播送,要是被外國媒體登出來,將是貽笑國際。他強調,杜絕電視台灌票是眾所樂見的,因為電視台的高層其實都是在收視率的壓力下才不得已而為之,「他們做得痛苦不堪。」

政府只要展現出徹查的決心,這個問題就能解決。蘇正平說,台灣模式是否真的有效、政府是不是有心打假、台灣社會對於正確訊息是不是真的在意,這件事也是重要的指標。「我們每次大選就會面對這個問題,全國上下成為被耍弄的觀眾,實在不是民主社會應該有的現象。

不實資訊並非獨立於社會而存在

劉昌德指出,當前的做法相當依賴政府法律的規範以及平台的善意,「但這些,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消失。」圖:陳洧農攝

劉昌德表示,此研究最大的貢獻在於點出了台灣如何透過不同的行動者之間的合作,對抗不實資訊,亦即公民社會、政府、網路平台與傳統媒體四者對不實資訊形成圍堵的態勢。但這樣的架構卻有著將不實訊息與前四者切割開的風險,因為公民社會、政府、網路平台與傳統媒體並不是獨立於不實資訊的存在,它們也是不實訊息潛在的製造與傳播者。

劉昌德指出,廣義的政治部門(政府、政黨、境外勢力)會利用假資訊或澄清假資訊的機會來獲取政治利益,例如有時在政府澄清專區裡面看到的澄清資訊,其實不盡然是對不實資訊的澄清,而是對反對陣營意見的辯駁,其中牽涉的是意見而非單純的事實。

另一方面,只要媒體跟平台營利的方式依然是依靠流量、點擊率與黏著度,他們也會因為傳播、流通不實資訊而獲得經濟利益。「他們並不是外在於不實資訊的存在,這是我要提醒的。」

事實查核的公共化

劉昌德認為,就像以往為了避免媒體受到政治或經濟力量控制,會強調公共媒體的必要性;在數位環境時代,為了對抗不實資訊,或許可以向事實查核制度的公共化跟穩定化邁進。

劉昌德表示,過去胡元輝教授也提過的新聞基金是可行的方向。基金的資金來源可以來自跨國平台,也可以來自國內的商營媒體,經過公共化的配置給優質的新聞媒體以及事實查核的機構。這是相對穩定,而且可以讓公民團體發揮更大監督能量的方式。

他說,當前的做法相當依賴政府法律的規範以及平台的善意,「但這些,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消失。」

編按:

《台灣如何對抗不實資訊—跨部門合作模式分析》研究報告(《WHAT TAIWAN HAS DONE TO COMBAT DISINFORMATION: A CROSS-SECTOR COOPERATION MODEL》RESEARCH REPORT)完整版可至優質新聞發展協會官網下載:

發表會完整簡報附於本文最後。

《台灣如何對抗不實資訊—跨部門合作模式分析》研究報告完整簡報。圖:優質新聞發展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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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鄭凱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