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章Ｘ李中旺Ｘ阿潑｜報導文學、攝影與紀錄片中的《人間》身影

1986 年，阿里山鄒族少年湯英伸到台北一家洗衣店工作，九天後湯英伸殺了雇主一家四人。《人間》雜誌深入報導這個事件，探討職業介紹所的剝削壓迫、原住民在台灣社會的惡劣處境等相關問題，並在湯英伸被判死刑後，聯合社會各界展開救援行動。   ——摘錄自《綠色 30 影片回顧》

兩年一度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今年將傑出貢獻獎頒贈給由已故作家陳映真所創辦的《人間》雜誌，並於 Lightbox 攝影圖書室舉辦系列論壇。第一場「報導文學、攝影與紀錄片的關係」邀請到綠色小組發起人王智章、紀錄片工作者李中旺、文字工作者阿潑，就《人間》的貢獻與遺緒來探討不同的傳播媒介在各個時代展現的影響。

王智章曾任許多黨外雜誌美術編輯，1986 年創立了綠色小組，在台灣民主進程中發揮抗衡威權政府敘事的影響力，將許多社運影像傳播到民間。

李中旺是資深紀錄片工作者， 1988 年組織全景映像工作室，製作了「人間燈火」、「生活映象」等系列紀錄片，並於 2006 年成立湖畔紀錄片工作室，繼續人文議題紀錄片的製作與推廣。

阿潑是報導文學作家，並有著新聞與人類學的背景，曾任記者，NGO 工作者。著作包括《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日常的中斷》等。

王智章早年在黨外雜誌《夏潮》擔任美編，陳映真則是其寫手，因而兩人相識甚早。談及《人間》與綠色小組的關聯，王智章說，兩者在報導的題材上有著相似的關懷，「《人間》跟綠色小組在當時應該是一種夥伴關係，因為我們常常會一起去做同樣的題目。」

出於對既有電視媒體的不滿，1988 年李中旺和幾位在電視台工作的朋友們一起成立了全景工作室。當時的廣電基金會正在公開徵求企劃，李中旺和夥伴們討論後，決定以《人間》雜誌報導過的「豬師父阿旭」作為拍攝主題，自此與《人間》結下緣分。

阿潑說，自己其實是在《人間》結束的 10 年後，才在光華商場的舊書攤，邂逅了一綑「黑黑、髒髒的」《人間》雜誌。當時她在念政大新聞系，為了作業正在尋找題材，無意間發現陳映真的名字從髒亂的雜誌堆裡跳出來。早前已經讀過陳映真小說作品的阿潑才決定把這疊雜誌帶回家。

沒想到，不看還好，看了以後「簡直是腦袋被石頭打到一樣！」阿潑說，即便已經接觸過早期的黨外雜誌，知道《美麗島》、《自由中國》，可是沒有看過這種小人物的故事；學了報導文學，知道黑色部落，可是不知道原來還有這麼豐厚的，台灣各個角落的故事。「原來在 10 年前，台灣有另外一種傳播跟報導的路徑。」

王智章說，在戒嚴時期，反對運動非常缺乏傳播管道，黨外雜誌 10 期可能有 7 期被禁，沒有門路的人想買還找不到。想宣傳理念只有在選舉期間可以發發傳單，傳播的深度與廣度都非常不足。

1984 年，煤山礦災造成嚴重死傷，當時許多報導都表示，受難者很快就可以出院。王智章前往採訪之後，才發現根本不是如此。許多受難者由於在礦坑中長時間缺氧，都成為植物人；家屬們也抱怨，從來沒有記者來過，不知道那些報導怎麼來的？

王智章回去之後，受難者以及家屬們悲慘、傷心的情態依然在他腦海縈繞不已。他不斷思考：自己該如何幫助這些人？當時王智章正好有朋友在傳播公司上班，於是還沒有攝影機的他和朋友偷偷把機器帶出，進行受難者狀況的拍攝，然後剪輯成短片，甚至召開記者會。現場反應熱烈，甚至許多記者因而落淚，令王智章深刻地感受到影像的力量。

1986 年王智章成立綠色小組工作室，此後致力於各種社會運動的紀錄與傳播，呈現出台灣的脈動。

王智章提到，陳映真總是鼓勵他，不能只是拍，一定要書寫。「我後來慢慢體會他的意思。」王智章說。

對王智章而言，報導文學、攝影與紀錄片三個領域雖然工具不同，但精神上卻是一貫的。「當我在寫東西的時候，我腦海裡都是有畫面的。寫出來的東西自己後來看看，就是自己在裡面剪接一樣，有這樣的東西在裡面。」

而陳映真的建議，則讓王智章更細緻地體會中到三種媒介的各有擅場。他說，攝影機為了因應現場不斷發生的狀況，不能任意中斷，也較無暇細想；相對地，照片的拍攝更能讓紀錄者有時間思考，進而深刻觀察到當下的狀態。

「那全部都是這些人物血淚的生命史。」

李中旺說，在製作「人間燈火」系列的紀錄片時，有幾集的內容是從《人間》雜誌取材，所以找了陳映真來「訓勉」（笑）。那時陳映真說：「我們所有的傳播媒體所呈現的，都是光鮮、亮麗、青春、富有、健康這樣的形象。那是假象，是資本主義，為了服務資本主義商品的一種廣告宣傳的假象。真實的人生其實是有疾病、貧窮、飢餓，有階級壓迫。」這段話令李中旺印象深刻，有如當頭棒喝！。

李中旺表示，自己在電視台工作時，拍攝地節目真的就如陳映真所說，完全不會碰觸到貧病飢餓、階級壓迫等面向。對李中旺而言，人間燈火系列，就是順著《人間》的前輩們的腳步，往社會的底層走。「對我們這群年輕人來說，是生命很重要的洗禮，真的看待社會、世界就不一樣了。」

人間燈火系列於片尾出現的工作人員表不使用「導演」一詞，而是「記錄報告者」，也是受到《人間》的影響。李中旺說，他們沒有能力去導或演那些內容，那些不是編寫出來的東西，他們只是記錄下來，整理後向大家報告。

「現在又回頭了，現在的年輕人都在追求這種影像基本的美學。」

這些影響都來自《人間》，而如何把《人間》的文字轉換成動態的影像，就是對李中旺與夥伴們的考驗。當時全景主要的成員都出自原有的電影電視系統，美學概念也都是當時主流的美學概念，因此一開始要拍片時，李中旺跟夥伴們一直互相砥礪：要把以前的攝影美學都丟掉。

《人間》雜誌的攝影作品總是讓李中旺與夥伴們驚嘆：那種作品為什麼有力量？力量來自哪裡？他們試圖透過動態影像來傳達同樣的力量與感動，卻感到非常挫折。「我們翻《人間》雜誌裡面的攝影作品幾乎每一幅都非常震撼，可是我們現場拍出來的影像，怎麼都沒有這樣的力量。」

李中旺表示，在現場拍完，回到工作室之後會放毛帶讓大家檢討、討論現場發生什麼事情？攝影師當時在想什麼？畫面的內容為什麼是這樣？「攝影師可能會說那時光線不太夠，必須怎樣⋯⋯那我們可能會講說技術性的東西都不重要，能夠把當下什麼東西是重要的捕捉拍攝到，至於那些技術問題都是其次又其次的東西。我們經過很多這樣的討論跟自我革命。」

他說：「要把以前累積的毒素洗掉還真不容易，因為那些毒素也是自己多年累積的經驗，是你可以在社會生存的本事。」

李中旺表示，老三台的時代很保守，許多送審的題材都會被新聞局換掉，而且不會告知理由；沒有被換掉的題材也可能在形式上被挑剔。例如「豬師父」阿旭是完全使用台語的人，其生活環境亦然，因此李中旺希望能用台語來配旁白。「但審片單位就是不准，一定要配國語，而且必須是標準的國語。」

李中旺來回跟配音員溝通好幾次，希望他不要用平常官腔官調、字正腔圓的方式，最後才錄成較為口語化的旁白。他說，這已經算是很大的突破，之後也是像這樣陸續和審片單位碰撞、拉扯，審核才慢慢地鬆綁。到後來每集的紀錄報告者就開始可以使用自己的聲音來配旁白了。

談到《人間》雜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報導，李中旺表示，無疑地是湯英伸事件。「有別於以往談論原住民，只著重於歌舞、文化之美，在湯英伸的議題中，台灣內部的階級問題開始暴露出來，以前都沒有這種對於內部階級意識的反思。」

阿潑表示，自己大學時受的新聞訓練就是記者必須客觀、要採訪當事人、平衡報導等等。對當時的她來說，完全無法想像報導者同時是參與者的角色，《人間》雜誌徹底顛覆了她的想像。

湯英伸事件發生後，《人間》雜誌除了報導，還集結、串連了社會各界向總統申請特赦，甚至在死刑執行之後，積極促成加害者與受害者雙方家屬的和解。過程中的每一步驟都被細緻的報導出來，「那對任何一個讀者都會造成衝擊。」阿潑說道。

阿潑表示，直到今日，社會大眾對於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犯罪者，都還是會動輒喊出：「讓他死！」是與非的對立非常強烈，遑論是 80 年代。因此，對於如何鬆動人們對於善惡、道德的框架，《人間》雜誌的該系列報導可說是在台灣史上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展演，啟發了許多開始對死刑、犯罪之反思的下一代，例如張娟芬等。

王智章指出，要和採訪對象建立信任基礎的確是相當不容易的事，「因為我們的媒體太糟糕，讓受訪者對所謂的記者、媒體抱著完全不信任的態度。」

他提到 2009 年的莫拉克風災時，和當年綠色小組的夥伴李三沖一起去到台東嘉蘭村蹲點拍攝。他們到災區後，去找了部落主席，表示要在當地常駐，對方卻不以為然，認為他只是隨口說說。「太多記者去那拿了東西就走，人家隨便講個話他可以寫一堆，所以我們去的時候人家也不太在意你想做什麼樣的報導。」

王智章與李三沖在那裡生活一兩年後，居民們總算慢慢願意對他們說出心裡的話。他們與居民成為朋友，除了幫忙拍攝婚喪喜慶之外，也留下許多居民的生活照。「他們看到都非常高興。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這些生活照，他們的照片都是那種全家福、大頭照⋯⋯是用這樣的方式蹲點才能夠拍到我們想要的東西。」王智章說，這些方法論都來自大陳（陳映真）的教導。

「你今天做這些工作到底是為什麼？」

「謹防寫得太過」是綠色小組常會碰到的問題。王智章表示，威權時期的反對運動，在街頭衝撞多少會有較為激烈的行為，這些人也是在街頭跟大家一起爭取民主自由的民眾，「這些畫面我們必須要稍微節制一點。假如不注意的話反而會變成他們（官方）蒐證的畫面。」

王智章回憶，1988 年爆發 520 農民運動，當時立法院的招牌被打下來，現場有個人拿著棍子，對掉下來的招牌一直打，顯示出對立法院已經恨到極點，他就是後來追隨鄭南榕自焚的詹益樺。「畫面我們拍到了，但是絕對不能用，絕對絕對不能用的。可是當時不是只有我們在拍，還有另外一個也是小眾媒體，他們很輕易就把影像丟出去了，所以詹益樺不得不跑路跑到台南去。」

王智章認為，做為記者，不該被獨家或難得的畫面制約，而是要對得起自己拍攝的目的。

綠色小組的成立，有著與「官方敘事」抗衡的意味，王智章自己是如何看待綠色小組從成立到結束的 4 年間，所達到的成果？他說，那時候社會上大家常講一句話：報紙顛倒看。表現出社會大眾對媒體的不信任，尤其是影像部分，老三台的口徑完全一致，是政府的傳聲筒。

王智章表示，綠色小組的成果，就是在極艱困的局勢下，將真實的訊息傳播到民間。他說，解嚴後報禁雖然開放了，但政府一直不敢開放電子媒體，理由是：沒有頻道。「當然我們知道這是假的，所以我們很辛苦、秘密地籌劃了一年多，偷渡了一台發射器回來。」為了完成這件事，王智章連對自己的女朋友都必須保密。

雖然「綠色電視台」只存在 3 天，範圍也只有 2 ～ 3 公里，但是卻戳破了政府的謊言。

學院派訓練所強調的「新聞人須秉持客觀中立」與《人間》雜誌乃至綠色小組所採行「傳播者身兼行動／參與者」的行動準則之間，是否有著本質上的扞格？抑或存在並行不悖的可能？其間的利弊得失又該如何評價？

阿潑表示，年輕時總以為老師說的客觀就是不能有立場，可是後來她慢慢了解，所謂的客觀，其實是要呈現事實。「重點是你要說的故事是奠基在真相和事實上面。你當然可以做一個純粹的記述者，哪一天發生了什麼事在哪個地點，這當然就是非常純淨的訊息，可是你寫或散佈這個訊息到底是為了什麼？一定是要去傳達一個價值或故事。」

她認為，如果報導與傳播的過程都是奠基於事實與真相，那就不存在立場或客觀與否的問題。

有人問到，如今媒體開放、資訊發達，在資本主義的強勢介入下，普羅大眾對於資訊的攝取越趨速食化，面對的議題卻越趨複雜，需要更多消化、理解的時間。在這樣的情況下，媒體該如何對資訊做出調適，呈現給現在的閱聽者？

對此，王智章認為，相較於以前媒體是由黨國機器操縱，現在的情勢其實更加可怕，「你連要找到一個反抗的對象好像都很模糊。」李中旺也抱持類似的看法，他說，自己也常在檢討能夠做什麼？「有時也很慚愧，好像在這種百花齊放的社會更是難以做什麼。以前我們還可以偷著做一些事情，還真的做得到。現在真的都可以讓你開放去做，你反而好像什麼都做不到。」

阿潑反倒不那麼悲觀，她認為現在的傳播管道變多，也更加多元，其中不乏主觀，介入式的報導，在某種意義上，這個時代已經有不只一個《人間》雜誌。她強調，《人間》雜誌並不是在當時就有著巨大而顯著的社會影響力，而是以一種悠長綿密的方式慢慢累積著。

《人間》的精神以不同的方式在綠色小組與全景工作室的作品中展現。阿潑說，自己後來製作紀錄片，很多素材是跟綠色小組買的；而自己的災難書寫也是受到全景工作室的影響。「你會再回去看，你會被影響，然後你需要他們，因為他們對當下那個現場見證的累積，其實是我們後代所有人的寶庫，所以我不那麼絕望，因為一代一代你都要回去看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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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鄭凱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