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東屏｜什麼是好的國際新聞（1）：亞洲只有日本媒體稱得上國際媒體

2021 年 08 月 05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專業, 新聞背後

梁東屏｜34 年資深駐外國際記者

我自己的記者生涯長達 36 年，其中 34 年是駐外，比一般的台灣記者更有機會接觸到日本記者，因此對那則留言很不以為然。首先，沒有一個媒體是沒有立場的，但記者卻完全可以做到沒有立場，頂多就是所寫的報導不獲刊登。其次，很多人習慣上以他自己的認知（其實也就是自以為是）來給記者貼標籤，這個做法很幼稚，實際上也侮辱了記者。

梁東屏

1989～1998 年擔任中國時報紐約新聞中心記者、主任。1998～2012 年擔任中國時報駐東南亞特派員。現為香港亞洲週刊、新加坡新明日報、新加坡品雜誌、優傳媒專欄作家，並設有《梁東屏評東論西》YouTube頻道（連結請見上方紅字作者名）。2002 年隻身前往阿富汗採訪，獲得當年第 17 屆吳舜文新聞獎採訪報導最優獎。

以自己的認知貼記者標籤，實際上侮辱了記者

前一陣子，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應邀上了台灣《三立電視台》廖筱君主持的《新台灣加油》節目，談了有關台灣應對新冠疫情的問題，他對台灣在控制疫情上的表現讚譽有加，甚至稱之為「奇蹟」，但同時也表示他深深感覺到台灣社會的撕裂，亦即明明在前線的人做得很努力的時候，後面卻有一群人，天天用惡毒的語言，攻擊前線的指揮官。

當時有人把矢板明夫的這番話做成了一張圖上傳網路，我覺得他確實說得很好而且也對台灣這次的防疫作為有很深刻的了解，所以把那張圖轉貼到我的臉書網頁上分享，不料卻引來一則留言，大意是說要留意日本記者所說的話，特別是產經新聞的記者。

我自己的記者生涯長達 36 年，其中 34 年是駐外，比一般的台灣記者更有機會接觸到日本記者，因此對那則留言很不以為然。首先，沒有一個媒體是沒有立場的，但記者卻完全可以做到沒有立場，頂多就是所寫的報導不獲刊登。其次，很多人習慣上以他自己的認知（其實也就是自以為是）來給記者貼標籤，這個做法很幼稚，實際上也侮辱了記者。

文中提及的留言，可點擊上圖查看。圖：梁東屏臉書

世界任何角落都見得到日本記者的身影

我自己的經驗是，如果以東方媒體來說，日本的媒體才稱得上是國際媒體，世界上任何角落也都見得到日本記者的身影。

我第一次碰到日本記者，就是在自己也沒想到的地方——古巴首都哈瓦那。時間是 1997 年，我那時擔任《中國時報》紐約新聞中心主任，有天突然接到美國的一個古巴團體送來的電郵，大意是說當年 5 月要舉辦華人到古巴 150 周年紀念的一連串活動。

我真的是做夢也沒想過 150 年前就有華人到古巴了，於是就跟報社報備前往哈瓦那進行採訪，事前也根據前述的電郵跟哈瓦那方面做了些聯繫，包括請對方幫忙安排租車以及聘用翻譯等事宜。

到了哈瓦那之後，我住進一間老城區的旅館，有天突然接到一通電話，對方用口音很重的英文表示想跟我見面聊一聊，見了面之後才發現對方是派駐在哈瓦那的日本記者（忘了是哪一家媒體，也不記得對方的名字了）（編註：目前日本朝日新聞和共同社在古巴哈瓦那設有支局），他是因為聽聞我要去採訪，所以才想跟我碰個面。

我的想法則是，古巴當時是很封閉的地方，跟外界幾乎沒有什麼互動，所以他派駐在哈瓦那，也許十天半月都發不出一條稿子，所以悶得慌了，碰到我這個從外面進去的「新鮮人」，才想來聊一聊。

但我提這件事的重點在於，日本媒體很肯下資本，即使是新聞事件不多如古巴，他們也會派人常駐，關鍵就在於一旦有事，他們有人在那邊，自然就會有更即時更在地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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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東屏第一次結識日本記者，是遠在每週加勒比海的古巴哈瓦那。圖：Getty Image (CC BY-NC-SA 3.0 International)

衝鋒陷陣的日本獨立記者特別多

我在 1998 年調職東南亞，適逢印尼的多事之秋以及東帝汶鬧獨立，碰到的日本記者就多了，特別是在東帝汶。除了正式的媒體記者之外，日本的獨立記者也特別多，他們不屬於任何媒體機構，完全是自己出錢進行採訪，為了能夠讓自己的採訪所得或是拍攝的圖片能賣得出去，他們就更加敢於冒險犯難，想盡辦法要找到別的記者找不到的新聞及圖片。

我於 1999 年前往東帝汶採訪情況混亂又危險的獨立公投新聞，就碰到多位日本獨立記者，有次一位日本記者租了輛計程車要到山區的投票所採訪，但計程車司機不敢去（反獨立的民兵會殺人），他就決定自己開車，然後找了包括我在內的幾個記者分攤車租，那次我們還真的在回程時遇到反獨立民兵，對方也還真的差點開槍（這部份故事太長，以後有機會再說）。

我也在東帝汶遇到後來成為好友的加藤諒（KATO Ryo），他也是獨立記者，十分節省，我常常請他吃飯。2003 年美國攻打伊拉克，他也去了，在約旦首都安曼以及後來進入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他都在我的旅館裡打地鋪，就是要省點錢。

2011 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引發海嘯，我去採訪之後轉到東京休息，跟那時在東京充當大樓洗窗工的加藤諒見了面，當然也請他吃了頓飯，飯後他還陪我去做了一個抗議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的活動，他隨身帶了一個傻瓜相機，有點不好意思地跟我說，「等存夠錢之後，我還想再去伊拉克跟阿富汗」。

美軍 2001 年攻打阿富汗，我是從巴基斯坦經由陸路前往喀布爾，過程精彩刺激（同樣的，故事太長，以後有機會再說），到了喀布爾住進旅館，遇到了也住在同一旅館裡的日本記者，他本人是派駐在印度，和本來派駐在喀布爾的記者輪流，一人駐守一個月。

日本記者就是這樣採訪的。我那次只去了 5 天，寫了一系列報導，結果得到第 17 屆吳舜文新聞獎，為什麼？因為台灣的記者只有我去了，說起來真有點慚愧，台灣媒體的國際新聞，基本上就只是靠外電而已。

日本記者為新聞採訪奉獻生命

另外一個觀察點就是，除了日本記者之外，你何曾聽過有其他的東方記者是死在採訪線上的，至少我就沒聽過。我自己就親歷過兩位日本記者死在採訪線上的事件。

一是發生在 2010 年 4 月 10 日曼谷紅衫軍示威現場，靠近背包客天堂考山路的考瓦十字路口，日本路透社東京分社攝影記者村本博之（MURAMOTO Hiroyuki）被擊斃。事後泰國陸軍發言人山森上校指稱村本博之當天係遭 AK-47 步槍子彈射擊，但當天奉派在現場進行驅散的部隊並未配置 AK-47 步槍，而是美製的 M16 步槍或以色列製的 Tavor 步槍。

不過這個顯然將泰國軍方與村本之死撇清關係的報告及說法立刻就引起一些質疑，而且確實疑點頗多。其實，有關村本博之之死的最初調查報告內容早已流出，《路透社》也取得了一份，還曾經刊出報導。當時泰國特案調查局的報告中指稱射殺村本的子彈來自於軍隊的方向，現場的部隊「應該要為村本博之的死負起責任」。

這個結果也符合一般人對該案的看法。根據村本中彈前所拍的最後 7 分鐘影帶，他剛開始是在軍隊的一方拍攝，雙方衝突之後就轉往群眾那方，面向軍隊的方向拍攝，而且村本是前胸中彈。

有意思的是，《曼谷郵報》卻刊出報導，引述未具名軍方消息來源指稱，是陸軍參謀長納塔那蘇挽曾經在報告發表兩週前走訪特調局局長塔瑞特進行「澄清」，才促成特調局改變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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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路透社東京分社攝影記者村本博之在 2010 年採訪泰國曼谷紅衫軍時不幸殉職，遺體榮歸故里。圖：Getty Image (CC BY-NC-SA 3.0 International)

另一就是 2007 年 9 月，東京 APF 圖片新聞社攝影記者長井健司（NAGAI Kenji）在緬甸當時的首都仰光採訪袈裟革命時中彈身亡。

袈裟革命時我在現場，很清楚地知道群眾對面鎮暴部隊中，有槍手奉命對著「可疑人物」，只要開槍命令一下，子彈就會飛過來。所以有經驗的記者都會盡量裝扮成當地人的模樣，我碰到認識的外國記者，他們的長相當然不可能改變，但是也都裝扮成觀光客混在人群中，相機都藏在背包裏，只在使用時才拿出來，用完又趕快收起來。

長井健司死後，日本派出外交部人員到緬甸交涉，緬甸說他是被「流彈」打死，但攝影機找不到了，卻交還了攝影機內的電池。相信長井健司的影帶裏拍到自己是怎麼樣被「打靶」。

那麼，為什麼呢？首先，日本記者是相當令人敬佩的一群人，敢衝敢拚，所以他們暴露在危險中的機會比其他亞洲記者要高得多。另外，日本記者一般警覺性不高，不知防範。譬如說前述的長井健司，他到了明令不准記者進入採訪的緬甸，卻穿著短褲（全緬甸可能只有他一人穿著短褲），目標明顯地舉著攝影機站在示威群眾最前面「被打靶」的位置，怎麼可能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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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東京 APF 圖片新聞社攝影記者長井健司在緬甸當時的首都仰光採訪袈裟革命時中彈身亡。遺體亦榮歸故里，並進行追悼哀思。圖：Getty Image (CC BY-NC-SA 3.0 Inter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