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傳院Media Talks「輿論製造時代的政治記者與真相」（上）｜「真相」如何與輿論對抗？劉致昕分享當代記者的挑戰與契機

政大傳院Media Talks邀請《報導者》副總編輯劉致昕與《鏡週刊》資深記者黃驛淵，以「輿論製造時代的政治記者與真相」為主題，各自分享自身經歷。

演講一開始，劉致昕分享其著作《真相製造》，這本書花費五年、橫跨八國，深入網軍、境外勢力、內容農場等等議題，將第一手採訪與關鍵實錄帶給讀者。他用三句話點出當今媒體環境的問題：

1. 數位出版科技的普及，讓建立不實內容變得更簡單。
2. 社群媒體讓發佈不實內容變得更簡單。
3. 社群媒體讓散佈不實內容變得更簡單。

過去需要辦報紙才能建立、發佈與散佈資訊，但現在只要打開臉書、Instagram，任何人都能輕易做到。如今，資訊的建立、發佈與散佈可以是「去中心化」的，也能是「組織化」，規模亦可小可大；關鍵的是，它得以透過社交平台，達到跨語言與跨國界。

近年來出現許多開放性的內容農場平台，劉致昕分享成為內容農場會員的「親身經歷」。他說，進入後會取得自己專屬的編號，介面上有類似部落格的功能，每個人都能發布，也能複製他人的內容，建立自己的文章。

內容農場的其他會員來自不同國家，包含台灣、香港、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等，文章是以新加坡幣來計價，完成後演算法會推播出去。劉致昕說：「跨國界的人在一個群組裡面，集合起來做同一筆生意，但是他們寫的東西、影響的受眾在不同區域。」

大家製造不同的假新聞，可以看到台灣評論香港、馬來西亞人寫台灣政治，「這群人有一樣的意識形態，彼此promote，共同製造他們想看到的真相，但關鍵是他們在『賺錢』。」

不僅如此，劉致昕指出，製造假新聞還可以變成一門課程生意。一位號稱「不小心幫川普當選」的北馬其頓商人，將整套製造假新聞的賺錢模式，變成一個教學模組，他聲稱有上萬名的學生。任何人只要付500塊美金，就可以上他的課，商人會給予學生網站，讓他們開始做生意。由此可見，現今除了開放性平台，竟然還有所謂的「教學機構」，如果不懂如何操作，還有人帶著你賺錢。

除此之外，有一種「自動化工具」，讓使用者可以擁有多個帳號，並選擇用何種身份發文，將文章同時發布在微信、LINE與Facebook上；該工具甚至能幫使用者強勢進入到陌生、人數龐大的群組。

劉致昕總結，在科技的推波助瀾之下，有各式各樣的工具讓不實資訊流竄，不論是自己或是和別人合作製造假新聞，或是透過老師帶領、自動化工具，都讓資訊的建立、發布跟傳播變得更容易。

劉致昕進一步指出，在假新聞的產業鏈中，最上層的會發案給大型的公關公司或行銷顧問，而行銷顧問會買社交數據的分析報告，得知哪些議題或關鍵字是當今熱門。接著，他們會擬定策略：如何去助長或逆轉這個風向？有完整策略後，再僱用人產製影片、影音、圖片等等，並傳播出去。

劉致昕使用圖表說明假新聞產業鏈，在圖表中間的白色階層是「有拿錢的」，下面的黑色階層則是「沒拿錢」，而一般使用者是在黑色階層。劉致昕指出，許多人在看到那些內容後，會把他們分享到自己的群組，「所以我們都在那一條鏈上面，只是我們沒拿錢，其他人有拿錢，大部分的時候是不知道的。」

在任何人都可以製造假新聞的時代，記者會遇到哪些威脅？第一，替代性平台。劉致昕指出，有心人士擁有自己的暗網、社群網站，他們會在平台闡述相信的事實，談論我們不知道的事，「所謂的極端化，很可能就是在那些角落裡面發生的。」

舉極端政黨為例，在德國境內的替代性平台就有九種，都是一般人不常使用的，如Bchan、BitChute、Discord、Gab、Minds、Reddit、Telegram、VK和Voat。劉致昕說，「替代性平台讓每個人可以選擇活在哪個平台的世界裡。」如今，閱聽人不一定會看媒體，而是選擇活在同溫層、只看自己想看的資訊，這對記者來說是一個危機。

歐洲議會2019年3月的研究報告顯示，從2015年到2019，每次會員國發生公投、地方選舉、中央選舉，有心人會引誘閱聽人到替代性的資訊環境，並傳遞他們的政治思想。研究結論指出：「社群媒體的操弄，已根深蒂固成為政治言論的一部分，讓不分國內外的行為者，都能依此影響一國政治。」

劉致昕認為，如果替代性平台產生的言論可以進入到公共討論，對記者來說是相當大的危機。「因為記者必須要和他們對抗，可是那個對抗基礎或競爭規則很奇怪；而且同時開了一道門，讓國內外的有心人士介入一個國家的民主和公共討論。」

假新聞時代中，記者面臨的第二個威脅是：不被信任的媒體，被信任（可合作）的網紅。在《真相製造》中，劉致昕訪談網紅經紀人，並分享這些網紅如何和政黨互動，合作價格又是如何訂定的。

他舉例，一名法國人收受俄羅斯人的錢，在法國成立網路電台，幫俄羅斯政府美言，並針對選舉發佈許多謠言與攻擊。法國人認為，假新聞不是最重要的議題，沒有言論自由才是。放眼法國的主流媒體，都是由跨國資本集團入股和控制，在資金考量下，被認定為政治不正確的議題，例如反移民、反同志言論，沒辦法被表達出來，因為媒體環境已經被壟斷。對於自己的行為，網紅經紀人認為他是在創造「言論自由」，透過替代性的管道，替社群在網絡上發聲。

劉致昕說，「你可以理解為什麼大家這麼相信他，因為他抓準了社會中某些人對媒體環境的不信任，大家是失望的。」

記者面臨的第三個威脅來自政府介入。2020年牛津網路研究所指出，全世界至少有48個國家的政府，透過社群網站控制公共討論，包含政策宣傳、替在位者造勢等等。該清單並無包括台灣。報告中也剖析，中國政府如何透過地方政府、外交部的社群號，結合民間KOL角色，形成宣傳體系。

劉致昕說，記者在面對這三個威脅時，會發現：記者盡可能挖掘事實，但閱聽人在替代性平台中有另一個世界觀，使得真相難以靠近他們。另一方面，閱聽人認為「記者小時不讀書，而網紅是好朋友」，使得認真撰寫、查證的報導沒人看，反而選擇相信網紅。此外，記者也可能發現自己的聲量大不過國家。在記者會上，政府已經在直播了，觀看人次還比媒體還多，記者會質疑自己「為什麼還要發稿？」

在演講的最後，劉致昕介紹，在假新聞猖獗的環境下，三個印尼的媒體人與新聞記者做了哪些努力。

第一個組織是MAFINDO。此為印尼的事實查核組織，七位成員皆為記者出身；他們的職位是「謠言獵人」，每天要澄清五到七則臉書社團中群眾回報的謠言。

他們每日面對的謠言複雜程度不一，有的甚至要花三天查核。劉致昕說，2019年訪談MAFINDO時，他們已經澄清了2800多則謠言，組織將澄清報告視為公共財，Google、Facebook與政府都可以使用。

此外，MAFINDO還會到各地培養他們的社群，在15個城市中已累積200多位志工。當緊急事件如地震、火山爆發發生時，當地就會出現大量的謠言，因此整個小隊會進駐該地的里民中心，協助當地澄清謠言。

「他們做這些事情，其實有生命危險。」MAFINDO曾在查一個穆斯林謠言後，被激進人士出征，找出MAFINDO家人的照片，並傳到各個群組，祭出各種生命威脅。劉致昕說：「他們的地址是採訪前一天才給我的，因為每個禮拜會換辦公室。」儘管危險，MAFINDO仍希望將正確的資訊帶給大眾。

第二個案例是CEK FAKTA（臉書、官網）。CEK FAKTA是24家媒體合作的事實查核計劃，由印尼大媒體集團TEMPO.co所發起。或許你會好奇，為何印尼媒體要聯手做事實查核？

劉致昕說，因為他們不希望政府來做查核工作，不希望政府決定什麼是假新聞。他舉例，在「印尼解密」（IndonesiaLeaks）發佈警察總長的貪污證據，警察總長以「散播假新聞」的名義逮捕他們；好在媒體結盟，用第三方組織擋下來。（編按：此第三方組織為印尼獨立機構Indonesian Press Council印尼媒體委員會）。因此當地媒體努力要跟政府「搶」查核工作，也在當中重新找到自我價值。

第三個組織是Islamic.co。該組織在2017年成立，是流量前10的伊斯蘭網站。Islamic.co成員發現，許多和伊斯蘭網站在鼓勵仇恨和極端化，他們想傳遞正確的教義，不希望穆斯林被誤會，決定重新改造網站「搶流量」。

他們認為，不能再用傳統媒體的呈現、選題方式，應該創造和年輕讀者更多的互動，所以用漫畫、懶人包、影片、加強SEO、與網紅合作等等方式將資訊傳遞出去，甚至用「海綿寶寶」講述教義。

劉致昕指出，當有心人士以宗教、族群為由，把網路作為媒介，用各種內容吸引粉絲、鞏固權力，同樣生產內容的媒體必須省思，是自己傳播訊息的方式跟不上需求？還是報導的題目與視角，無法回應社會中各族群的興趣？這個問題留給聽眾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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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