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主辦「2022亞洲新聞專業論壇」，在論壇開幕首日以台灣場——「疫情中的中國新聞採訪及烏克蘭戰爭報導」揭開系列場次序幕。

台灣場邀請《中央通訊社》國際暨兩岸新聞中心副主任朱建陵和台灣外籍記者聯誼會會長、《德國之聲》記者楊皓暐擔任主講人，並由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主持，場次主題探討現今台灣新聞專業在報導中國及國際新聞時出現的問題，以及在中國和國際上新聞業所普遍出現的當代現象，並與台灣的狀況進行對比。

朱建陵曾在《中國時報》任職25年，5年前轉入《中央社》服務至今，主跑兩岸新聞長達30年，邱家宜指出，「現役新聞記者很少有人比他有資格談論這個議題」，而兩岸之間由於政治情勢陷入緊繃以及疫情導致人員採訪往來不易，本就存在的問題於今尤甚。

朱建陵破題直指如今台灣記者採訪撰寫中國新聞時所出現的問題，在於網路的影響，網路科技影響了新聞取材、報導態度和採訪手段等新聞產製流程中全方位的環節，而其實不只是台灣記者，全球新聞業都出現了相似的問題。

首先，大部分人以為網路科技發達只是導致很多記者的工作改以抄抄寫寫來完成一篇新聞，但朱建陵指出這只是「第一階段」，緊隨其後的第二階段是大量的網路爆料，無論是流出到網路上的側拍影片或甚至是中共中央文件，在這階段，網路變成記者取材的地方，而第三階段則是，「新聞發生在網路」。

朱建陵解釋，以近期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徐巧芯被開罰單的新聞為例，此事一開始引爆輿論關注討論就是在網路上，徐巧芯本人也是透過臉書（Facebook）來回應爭議，在這種情況下，記者要做新聞、要追蹤報導，也只能夠過網路，甚至當報導中需要引述和參考相關人士或是專家學者意見時，記者也不用再去採訪提問，很多人就直接在網路上發表評論，「這是台灣目前的新聞現象」。

即使是現場採訪新聞，網路也對記者的工作模式影響甚鉅，朱建陵舉例，自己在中國北京進行採訪時，由於北京市面積廣大、加上越靠近市中心塞車情形越嚴重，從住處搭計程車到國台辦記者會採訪的話，大約要花上一個小時才能抵達，返程又要再耗費一小時，而這樣的實際出席移動正是新聞採訪的最古典方式。

但到了網路時代，國台辦記者會結束之後，在朱建陵搭車返回住處途中，完整的發言內容已經全文放上網路。雖然因「中國特色新聞環境」與台灣不同，國台辦等官方機構記者會有很多「眉角」，包括發言人所宣講的東西到提問環節開放的Yes or No問題，仍有記者現場觀察的發揮空間，但這種情形還是讓朱建陵不禁自問，「我這行業到底在幹嘛？」

此外，朱建陵也回憶自己跑兩岸新聞的歷程，記者是他的第一份工作，而他的第一個採訪路線就是中國新聞，工作歷程正好和中國共產黨每十年領導人更迭的制度重合，他經歷了鄧小平交接江澤民、江澤民之後胡錦濤上台、2013年胡錦濤交棒給習近平等中共政權的重大時刻，對比多年來中國政治和新聞環境的變化，朱建陵形容，「（自己）剛開始去中國跑新聞時一直抱怨，現在又比以前糟糕太多，現在是最糟糕的時候，（中國環境）每下愈況越來越糟糕。」

對於中國新聞環境和採訪報導空間的惡化，朱建陵列出三項原因：

• 第一、政治原因造成中國政府30年來，對新聞打壓的情形越來越嚴重。
• 第二、網路衝擊新聞採訪和記者做新聞的方式，其實不只是中國或是台灣，全球都有相似情況。
•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又更進一步加深一般大眾對網路的依賴，從2020年到現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仍然看不到終點，人們對網路的依賴自然只有越來越深。

朱建陵回顧30年前、1990年代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當時中國政府為了吸引外資以及參與國際社會，對全球所有媒體都積極表示歡迎，其中當然包括台灣媒體，因為台資也是中共渴求的資本金流。

但現在情形已經完全不一樣，中國經濟已經崛起，中共已經成功培養出自己的「大外宣」隊伍，包括《央視》、《新華社》等官媒的海外分部在內，大外宣可利用的海外組織非常龐大，「已經不需要你們這些天天找麻煩的國外媒體做報導。」

台灣國內的政治形勢和政黨輪替也影響台灣媒體能夠產製中國新聞報導的空間，朱建陵表示，在國民黨執政時兩岸關係比較和緩，到了民進黨執政，中國官方就整天把「九二共識」掛在嘴邊，情況和對待台灣媒體的態度就完全不同，自然也影響了兩岸新聞的報導。

例如北京居民住房被拆遷的社會新聞，如今此類新聞大大減少，「因為兩岸關係好的時候，你才會去關心中國社會現象、老百姓過得好不好」，若兩岸關係冰凍，民眾的關注點自然偏向政治類的硬性新聞。

不過習近平時代，中國國內政治控制的加強，更是讓新聞取材變得窒礙難行，朱建陵舉例：知名中國民運人士劉曉波，在他2017年因肝癌過世後，中國幾乎再難聽見異議人士的聲音。

回首過往，2003年曾被稱為「中國維權運動元年」，當年發生一名廣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因沒有暫住證被警察送到收容站，後來被工作人員毆打致死的事件，引發全中國人民對撻伐不合理的「收容遣送制度」，當中三名法律人——許志永、俞江、滕彪走進公眾視野，合力撰寫建議書並提交到審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籲請審查違憲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在當年年底成功迫使當時的胡錦濤政府宣布廢止「收容遣送制度」。

但是到了2013年習近平成為權力核心之後，旋即進行「709維權律師大抓捕」，律師和維權人士一一成為階下囚，例如許志永就在2020年被捕、至今尚未判刑，至此可說「聽不到維權聲音了，習近平時代很多東西沒有了 」，朱建陵因悲嘆，過去自己派駐中國時，會密集的在有限時間內進行採訪和資料搜集，但「現在再讓我去一個月，能幹什麼？什麼都不見了。」

而疫情又讓記者在中國的行動受到更多限制，朱建陵表示，「北京上海整個城市按下暫停鍵，要怎麼做新聞 ？」記者遇到這種情況，只能越來越依賴網路；而即使以電話採訪取代面對面，被限制的情形也比過去更嚴重，朱建陵提起，過去他曾經訪問一名中國教授，該教授最後因為受訪時「尺度太大」，導致原本學校應該分配給他的住房就這麼沒了，而該教授其實自己也清楚受訪意味著風險，「他為什麼願意接受採訪？因為他希望中國跟世界接軌，越來越好」。

但現在習近平主政下，一切「越來越好」的希望都看不到了，打壓越來越嚴重，願意發聲受訪的人也越來越少，如今綜觀所有媒體，包括國際媒體，訪問的人重複性很高，就是因為敢受訪的人越來越少。對於中國新聞自由的未來，朱建陵表示只要中共繼續掌權，就只有持續看壞，「期望中國變好的良好願望已經破滅，它不會改變，除非政權發生變化。」

朱建陵總結目前的兩岸新聞報導問題，「政治不見了，沒有現場採訪聲音，只有在海外的人能講」、「現場圖片不見了，記者每天都在思考要不要出門、要不要去參加記者會，記者會內容會全文上網，考量時間成本，記者在家用網路反而還可以找到更多資料」。

他也觀察到，現在「專題報導慢慢突顯」，因為網路讓資訊取得成本大幅降低之後，資料豐富、有觀點、有問題意識的專題報導才能突顯新聞的價值，他也預言未來專題報導會更突出，而在一切新聞發生在網路的時代，新聞記者存在的意義除了轉向要強化調查報導、專題報導之外，記者自身的網路能力和手段也必須與時俱進提升，並須加強查找網路照片來源、分辨流出的網路影片是真是假的事實查核能力。

任職於《德國之聲》的另一名主講人楊皓暐則將關注的重點擺在「如何把台灣發生的事情說給世界聽？」，關心台灣要怎麼進入國際範圍、成為國際媒體報導的對象。

楊皓暐表示，過去5到8年的時間，台灣在國際新聞報導裡出現非常明顯的變化，過去多是選舉、兩岸議題或是重大天災人禍，台灣才會出現在國際媒體的版面，但自從2017年以後，楊皓暐觀察到，外媒派駐台灣的記者人數越來越多，台灣在國際媒體露出的面向也越來越廣泛。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楊皓暐呼應朱建陵所說，中國改變政策，不再仰賴無法控制的外媒來向國際社會報導中國新聞，大量的外媒記者被以取消簽證、或是簽證到期不予續簽等理由趕出中國和香港，台灣就成為國際媒體駐點的新去處，舉例2018年台灣共有38名常駐外媒記者、隔年（2019年）人數增加到53人，往後幾年人數更大幅增加。

舉凡《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衛報》、《經濟學人》等，「想得到的國際媒體都在台灣有記者」，而其他相對沒有那麼知名、以前很少接觸台灣議題的外媒，現在也都派人全職駐點台灣，這就讓國際上的台灣報導越來越多元、受到越來越多關注。

另一方面，楊皓暐指出，「其實國際媒體開始在調整如何去報導中港台相關議題」，鑑於中國為了防疫的清零政策、加上越來越漫長的外媒簽證等待時間，外媒紛紛設法因應，除了派駐記者長居台灣之外，與台灣本地媒體合作也是一項選擇，台灣媒體能夠協助外媒，擔任研究員或助理記者，甚至也有不少外媒在台灣聘記者作區域性報導，希望依賴台灣記者的流利中文能力和在地人脈，楊皓暐就是其中之一受雇的台灣記者。

他認為，這對台灣來說是很好的機會，台灣新聞從業人員有機會了解國際媒體報導如何運作、如何選題、如何找獨特角度、如何把大中華地區發生的新聞分享給國際觀眾，這是過去台灣記者所缺乏的技能和機會。

不過，楊皓暐觀察到，台灣有足夠經驗跟外媒合作的記者並不多，雖然台灣記者有語言優勢，但並不了解外媒如何運作、如何拿捏取捨對台灣在地情況的解釋以便與國際讀者連結，也不理解選題和報導角度等基本門檻，因此現階段還沒辦法真的勝任幫助外媒完成中國和香港的報導，而外媒以前仰賴就是中國和香港的當地記者協助了解在地聲音，幫助他們完成調查報導或深度專題報導。

若是台灣記者做不到這一點，外媒在台灣徵才是有困難；此外要把中國和香港、台灣政治社會的背景脈絡、新聞事件發生經過等資訊用容易理解的英文表達，也須具備一定的英文新聞寫作能力，這也是台灣記者的新聞訓練中較為缺乏的一環，因此外媒在台灣找人方面其實也遇到相當困難。

楊皓暐將台灣記者能力的不足之處歸因於台灣大學研究院校訓練不足，指出傳播院校科系中，國際採訪寫作課程很少，大部分的教學重點都放在台灣議題，訓練出符合中文在地媒體需求的新聞人才，但現今「這麼多外媒來台灣試試看適不適合駐點，如果台灣人才銜接不上，非常非常可惜。」

楊皓暐期望台灣的新聞教育在遇到大環境明顯改變的此刻，能夠重新審視國際報導學程的幅度，舉例香港大學就有專門訓練學生幫外媒在中國和香港做報導的課程，也有很多外國人特地去港大念這個學程，但目前台灣的新聞傳播課程都以中文教育為主，楊皓暐相信台灣院校的老師都夠專業，但必須設法將課程內容提升得更國際化；此外他也建議台灣新聞學院與固定媒體合作，透過跟國際媒體合作、建立聯繫，學生能夠輕易接觸到徵才資訊，而外媒也不用亂槍打鳥找人。

楊皓暐強調台灣應該要把握目前的機會，隨著中國和香港媒體自由情況越來越每況愈下，很多外國媒體都需要重新考慮整體的亞洲戰略，而台灣其實對外媒記者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選項，除了社會開放、新聞自由受到保障之外，在生活條件上也值得外媒列入駐點考慮，「吃東西不像去日本或韓國那樣要調整那麼多，還是找得到他們（原先派駐中港的記者）在中國吃的東西」

而即使《紐約時報》選擇將原本在香港的業務移往韓國首爾，但楊皓暐仍認為，面對中港議題，在台灣能接觸的專家素質和合作對象，是勝過在首爾能找到的，因此「邏輯上來講，下一個合適駐點的地方絕對是台灣不是首爾」。這樣的機會對台灣來說千載難逢，台灣也必須好好思考如何在專業上提供外媒協助和支持。

主講人簡報內容片段：

◎　朱建陵

◎　楊皓暐

台灣場Q＆A問答集：（主編蔡宏杰整理）

✎ 問題一：

請問朱建陵先生，現在或未來網路可以實現公共領域嗎？新聞記者可以在網路上實踐新聞專業主義的理想嗎？朱先生對此是悲觀還是樂觀的？

◎ 朱建陵答：

第一點：新聞受到網路左右的情況只會越演越烈，各行各業都會受到網路興起影響，是無法避免的。

第二點：網路科技是「進步」的，任何事情剛開始是好的，但「進步」發展到最後會慢慢的往不好的方向走，以假訊息為例，這是網路上不好的部分，對個人的影響越來越大，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我們要增加使用網路的手段，增加事實查核的能力，將不好的影響減低。

對未來的新聞專業，我們的專業精神不變，但手段要改變，網路科技要對未來的新聞專業產生什麼影響，取決於記者個人，要能善用手段排除網路不好的影響。

✎ 問題二：

請問朱建陵先生，台灣與其他西方媒體相比，在做中國新聞報導時，除了語言優勢之外，還有什麼優勢嗎？或是台灣媒體的身分有什麼限制呢？

◎ 朱建陵答：

台灣進行中國新聞報導時，與西方相比的確有所限制，相同的採訪手段，過去外媒記者最多受到停牌處分，但台灣記者（甚至香港媒體）卻是更嚴重的處分，常有記者因此遭中共官方逮捕，而這是台灣媒體的劣勢。

另外的劣勢在於：外媒記者派駐中國多是長期派駐，台灣媒體則慣用輪調方式派駐，如此一來，台灣媒體便無法長期經營當地人脈，影響所及就時新聞的佈線。但，台灣媒體因同文同種、相同的生活習慣，這個優點對台灣媒體打入中國社會、人群有幫助，相較外媒，台灣媒體更容易理解中國社會的問題點。

另外，台灣的中共研究在全球小具名氣，是很大的優勢，但這些優點要如何發揮到新聞採訪上，還是有一點距離。

✎ 問題三：

日本NHK前上級研究員山田賢一向朱建陵先生提問，朱建陵先生演講內容提到國台辦記者會內容，在報導完成前就已全文上網，但現場採訪的優點在於可以提問，台灣記者是否能在現場提問尖銳問題？是否比過去胡溫體制下有更多提問空間？

◎ 朱建陵答：

台灣媒體當然可以在國台辦記者會上提出尖銳問題，但實際運作情形是，記者會上會先讓官方媒體問完政令宣導式的提問，再開放其他媒體提問，國台辦自己也會有個清單，標註可能詢問尖銳問題的媒體，再現場就盡量不點名提問，除非沒有人提問，才有可能輪到黑名單中的記者提問。

另外，國台辦記者會上提問尖銳問題，記者必須承擔的風險，可能會影響到日後與官方合作的報導，或是日後採訪工作受阻。

✎ 山田賢一追問：

外媒是否能參加國台辦記者會？人數多寡？

◎ 朱建陵答：

外媒是否能參加國台辦記者會，這當然是肯定的，只是外媒有自己的採訪行程規劃，不一定會每次都參與，外媒一般就是由研究員出席，除非兩岸處於緊張狀態，而兩岸問題是必要的採訪，外媒才會派記者參與。

✎ 問題四：

請問楊皓暐先生，俄烏戰爭中，fixer的角色成為關注重點，但台灣似乎沒有fixer的資源，台灣要如何做，才能增加在國際新聞業中的競爭力？

◎ 楊皓暐答：

台灣目前對fixer這個角色的認知，認為fixer非主流工作型態，一般記者還是認為要作傳統的新聞報導，但fixer在台灣人才缺乏，年輕記者若對fixer工作有興趣，可以多參與外媒社群的活動，多接觸外媒，自然可以了解外媒在台採訪的需求。

fixer這個工作首先需要語言能力，中英文轉換必須要流暢，能將中文的資訊、知識，以簡單的方式轉換，清楚的傳遞給外媒記者或編輯。

其次，fixer必須要能提供更深入的資訊，讓外媒取得有別於中央社通稿、各台媒日常稿件的資訊。

第三，fixer要能在外媒採訪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例如協助外媒採訪時，提出關鍵問題，補足外媒不足之處。

外媒在台人數漸增，不少外媒發出fixer徵才訊息，台灣人自認英文能力不足，或許本身的採訪經驗足夠，受限於語言技能而不敢嘗試，但要自己親身嘗試過後，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fixer工作。

✎ 問題五：

台大新聞所教授張錦華向楊皓暐提問，台大正積極鼓勵各科系設立英文學程，所謂「國際」新聞記者的培訓，針對不同國家是否需要不同語言技能，您有進一步的建議嗎？

◎ 楊皓暐答：

英文其實還是最重要的語言，非英語系國家派駐到中國，與當地新聞協力助手還是用英文溝通，英文的訓練還是最重要的，不同的語言訓練是有加分作用。

至於開設英語學程，對傳播背景的學生而言，重點還是在強化自身的語言能力，對非傳播背景但具備語言優勢的學生來說，則是補足新聞傳播相關技能。

台灣各大專院校未來要增設英文學程，建議可以廣邀外媒記者開設相關課程，畢竟他們直接接觸新聞採訪工作，對於「國際」新聞記者的培訓是有幫助的。

✎ 問題六：

請問楊皓暐先生，外媒駐台灣媒體家數與記者人數過去兩年成長的情況？以及這現象對台灣的意義？

◎ 楊皓暐答：

台灣在2018年時，只有30幾位駐台外媒記者，採訪範圍僅限於台灣本土，到了2021年，則有59位駐台外媒記者，以台灣為基地，針對中港台做區域性報導。外媒在台灣的成長趨勢，對台灣來說是好的。

國際知名媒體如《經濟學人》、CNN在台灣有全職駐台記者，而《經濟學人》也計畫增加駐台全職記者的人數，這是指標性的轉變，其他媒體可能會仿效。

中國、香港的大環境變化，國際媒體駐台已經是必然趨勢，台灣如何把握趨勢，端靠台灣在地媒體能提供支援。

✎ 問題七：

請問朱建陵先生，隨著習政權日漸緊縮，台灣的中國線記者可以如何因應，發展出新的田野調查、訪談布線的技巧？第二，僅管審查再嚴，還是會有資訊流出。您自己會加入什麼微信群？或看抖音找資料嗎？有什麼注意事項嗎？

◎ 朱建陵答：

在網路時代，新聞工作者面對網路技術的發展，不得不學習新技巧，不論是微博、微信或是推特，要加入什麼人取決於個人。

當記者進行專題報導、調查報導時，人脈還是最重要的，台灣記者不能「打帶跑」，終究還是要靠長期經營人脈，與消息來源保持關係，人脈是透過各種方式建立，網路只是個開始，後續的經營還是靠個人。

✎ 問題八：

張錦華向朱建陵提問，中國新聞控制嚴，但網路上也露出了許多訊息（雖然可能很快被封或是假消息），但這樣的網路爆料現象，對中國新聞報導的影響會是什麼？報導時又該如何辨識消息真偽？

◎ 朱建陵答：

網路爆料是當代新聞工作者會碰到的嚴重問題，《中央社》身為國家通訊社，處理網路爆料就要更謹慎處理，以處理中共政權接班問題來說，處理這類爆料內容，不應偏重某一方說法，應該要將各方說法並陳，是比較安全的處理方式。

政治以外的其他內容爆料，必須要一再查證，當代新聞專業，網路使用技巧的訓練是很重要的，記者接到訊息要查證再查證。

路透社處理事實查證的方法，一定會引述2-3個來源，當來源都透露相同的資訊，才會將該資訊報導，當代媒體要如何過濾假訊息，是至關重要的。

✎ 問題九：

請問朱建陵先生，以您的專業判斷，兩岸新聞未來十年自由度的發展會更加開放？還是緊縮？對於致力於報導大陸兩岸三地新聞的記者是否更具挑戰？

◎ 朱建陵答：

中國只會越來越壞不會更好，取決於中共政權未來是如何存在，很多人設想中國持續改革、自由化，西方各國期待中國透過改革，做到和平演變，但這個理想已經破滅，中國是不會有改變的，除非中共政權發生變化，未來十年，在中共持續掌權，對中國新聞的未來我是看壞的。

✎ 問題十：

請問楊皓暐先生，外媒看新聞的角度，可否實際舉一個例子，同一個事件，台灣媒體與外媒的角度有何差異？

◎ 楊皓暐答：

以兩岸關係為例，兩岸緊張程度升高，台灣媒體會聚焦在中國、台灣政府官方的說法進行討論，衡量美台關係時又單向的處理議題，但國際媒體在看兩岸、美台關係時，當然也會因其國籍而關注重點不同，但國際媒體會將議題放在區域性的框架之中，不會單獨、專注探討中台雙方，會將問題提高到例如東亞、印太地區的局勢會產生什麼影響，這也會影響到媒體約訪專家的評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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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