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學」社群騷擾記者及科學家　學者警告：網路攻擊恐危害言論自由　助長極右翼勢力

2022 年 09 月 02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劉艾波｜特約記者編譯報導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激化了歐美國家陰謀論社群，網路上興起「反科學」的攻擊言論。這些來自電子郵件、即時訊息、社群媒體等各種數位管道的騷擾和人身威脅，讓傳遞科學資訊的記者、科學家們受到某種形式的暴民審查。學者警告，網路攻擊行為不僅影響言論自由，更反映出威權主義、極右翼勢力興起的危機。

因職涯發展需在社群平台曝光　科學記者成為網路騷擾目標

由於社群媒體已經成為記者樹立個人聲譽的關鍵，儘管多數時候沒有媒體公司的正式支持，記者仍需要在社群平台上曝光，因此成為被騷擾的目標。網路攻擊對記者提出毫無根據的指責，試圖將既定的科學事實扭曲成錯誤的陰謀論，連記者個人的性別、族裔、宗教信仰都成為攻擊目標。

為了解網路攻擊如何影響科學記者，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新聞學教授麗莎帕爾默（Lisa Palmer）和西爾維奧懷斯伯德（Silvio Waisbord）訪談10位科學記者與編輯。其結果指出，科學記者多次接到騷擾電話，數以百計的謾罵從推特、Instagram、電子郵件蜂擁而至。這些網路攻擊主要來自反科學或陰謀論群體，例如否認新冠疫情、氣候變遷的人。他們宣稱這些報導科學資訊的記者是「氣候變化陰謀的一部分」。

美環境記者報導基改議題　遭有心人士散播「假履歷」

記者受到陰謀論團體騷擾早就不是新鮮事。2017年，美國資深環境記者基斯克洛爾（Keith Kloor）就在知名期刊《科學與科技議題》（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分享被反疫苗陰謀論團體攻擊和騷擾的經過。因為對反疫苗團體的追蹤和分析報導，惡名昭彰的反疫苗論者小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 Jr.）打電話到克洛爾家中，指控他是「大型製藥公司的騙子」。

克洛爾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調查報導，也使他受到反基改團體攻擊，質疑他收受生技公司孟山都的利益。大量惡意言論指向克洛爾，辱罵他「孟山都娼妓」、「下流胚子」。網路上還出現克洛爾的「假履歷」，這些捏造資訊混雜在Google的搜尋結果中，使讀者無法判斷真偽。連從事環境報導的同行也質疑克洛爾是否收受業者利益，讓他感嘆：「有這樣的同事，誰還需要敵人？」

科學溝通面對分裂的社會　新冠疫情加劇網路攻擊行為

陰謀論者的攻擊不只針對記者，也針對科學家。荷蘭病毒學家瑪麗亞庫普曼斯（Marion Koopmans）因為常在電視上發表新冠病毒的資訊，受到深信「新冠疫情是騙局」、「新冠病毒是生化武器」的人攻擊。她收到死亡威脅，被極右派陰謀論組織「匿名者Q」（QAnon）指控為「菁英戀童癖團體」的一員，與家人出遊參觀博物館時遭到反對人士謾罵。現在，庫普曼斯無法在沒有知會警方前公開露面。她的家人不敢和她一同外出，還擔心她去美國出差時，將會遭到更大的惡意攻擊。

庫普曼斯的經驗不是特例，許多Covid-19相關研究人員都受到不等程度的騷擾。在知名期刊《科學》調查的510名研究人員中，有38%的人表示遭到至少一種類型的攻擊，包括來自社群媒體、電子郵件、電話或更直接的言語污辱和死亡威脅。另一知名期刊《自然》在2021年10月發布的調查也顯示，常在媒體上討論新冠病毒的321名科學家中，有81%的人曾受到人身攻擊，25%的人更表示這些攻擊是持續性的。

事實上，這些對科學家的騷擾行為早在新冠疫情前就存在，但疫情讓很多科學家首次在媒體上曝光，因為他們需要傳達病毒、防疫等資訊。這樣的社會溝通卻面對一個走向極端、嚴重分裂的社會。其結果就是，新冠疫情加劇了網路攻擊現象。

專家分析：網路騷擾來自個人信仰　也與社群平台的演算法有關

一些學者試圖探究這些攻擊行為。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傳播學教授愛麗絲馬威克（Alice Marwick）訪談了這些網路騷擾的受害者和社群平台公司的員工並分析，網路騷擾的驅動力是：「相信對方違反了道德規範」。以新冠肺炎疫情來說，這些騷擾者深信「大型製藥公司很邪惡」，而推廣疫苗的科學家隱瞞了與製藥公司的利益交換。此信念激發了道德的怒火，更讓他們覺得自己高高在上，深信自己「為了全世界的利益必須驅逐這些『壞人』」。

非營利組織反網路仇恨中心（Center for Counter Digital Hate）執行長伊姆蘭艾哈梅德（Imran Ahmed）則認為，有些人是基於經濟利益攻擊科學家──讓他們保持沉默，好讓自己銷售書籍或保健食品。而且，網路攻擊行為的滋長不只來自個人行為，也與社群平台的演算法有關。演算法將用戶的注意力轉換成流量，有爭議的貼文可以帶來更高的互動次數，一些政治人物、評論人故意在社群平台上引起衝突，藉此提高知名度，獲得更多追蹤人數。

一連串的網路騷擾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對於科學家，這些騷擾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生活、心理健康，甚至牽連家人的人身安全。對於報導科學的新聞工作者，網路騷擾助長他們的工作倦怠感及轉換工作的意圖，影響他們的報導自由。「這些網路攻擊確實有效，」一位記者說，她已經不太願意報導容易引發爭端的題材，「在某種程度上，網路攻擊讓我在推特上保持沉默，並限制了我的報導題材。」

記者、科學家受騷擾　多數雇主無作為

然而，不論是學界或媒體公司，雇主們多數時候也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網路攻擊。《科學》的調查顯示不到10%的Covid-19研究員有得到雇主協助，有研究員批評，大學機構沒有投入資源來保護為科學努力的人們。而媒體公司大多只會被動地關閉留言、評論區，或不再公開記者的連絡資訊。

最後，科學家和記者只能獨自面對網路騷擾。多數科學家選擇關閉或隱藏個人貼文，減少使用社群平台，或透過降低面對公眾的次數來保護自己。記者就沒這麼幸運，他們必須掙扎是否要減少在社群媒體上曝光的程度，報導是否要避免捲入意識形態鬥爭的漩渦，或避免引述風暴核心的新聞機構或專家。特別是自由撰稿或遠距工作的記者，缺乏與同仁討論的「編輯室」環境，讓他們面對騷擾時更加無助。

學者認為，對「網路攻擊」的思考不應該限縮在個人，因為它反映出的，是一個嚴重分裂、對立的社會。從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到，口罩、疫苗和隔離的陰謀論藉由社群網絡的便利性迅速滋長，社會內部趨向極端，反科學的論述極力將科學家描繪成國家的敵人。

反科學陰謀論助長極右翼勢力　恐興起威權主義

更大的危機是，反科學的陰謀論已成為極右翼勢力和共和黨的主要成分，持續在歐美國家扎根。紐約大學歷史學家露絲本吉亞特（Ruth Ben-Ghiat）警告，對科學、科學家和媒體的攻擊是威權主義興起的特徵，俄羅斯總統普丁、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和美國共和黨都曾使用同樣的策略，「威權主義者和極端主義者想要恐嚇你，讓你閉嘴，你就留在實驗室裡，覺得自己不值得發言。」

帕爾默和懷斯伯德則憂心，如果記者因為恐懼而不敢報導正確的資訊，將損害公眾的知情權。對此，媒體雇主應該要認知到網路攻擊的嚴重性，了解第一線記者的擔憂，提供互助網絡來幫助受到騷擾的記者，並與社群平台合作，研議保護記者的方法。

儘管平台業者應該為網路攻擊行為負起更多的責任，但在這些攻擊行為背後，更核心的問題在於民眾對現行制度的不信任。華盛頓大學假訊息研究員柯莉娜柯爾泰（Kolina Koltai）強調，疫情大流行突顯出民間對醫療保險系統和政府制度失去信心的既存問題，如果沒有回應這些人覺得自己被忽視、受到委屈的焦慮，將永遠無法擺脫網路騷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