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自由的哀歌
文章主圖取自Studio Incendo，原作發表於flickr，基於CC BY 2.0授權改作。
陳洧農｜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就像風箏飛得再高，隨時都可以收回到籠子裡去。
「飛地書店」與「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共同舉辦《新聞自由的幽靈》新書座談會「香港新聞自由的哀歌」，本書作者、國際知名傳播學者李金銓應邀出席主講，並由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管中祥擔任主持人。內容包括：香港新聞自由的演變、《國安法》的起因與影響、以及另類媒體的機會。
在政治與經濟間牽引變動的媒體
管中祥介紹，《新聞自由的幽靈》的特別之處在於：同時把中、港、台三地的政治體制與新聞自由發展放在一起探討。他好奇，李金銓當時為什麼會想把這三個地方放在一起討論？又是用什麼樣的方法論來架構新聞自由與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
李金銓表示，自己雖然是在台灣出生長大，但卻有很好的機緣，一半的教學生涯在美國，一半在香港。近水樓台之故，他能對香港與中國的傳媒生態能有深刻的觀察，也能在分析中港台時，不斷聯繫三地與美國的關係。他說，自己的學術是在歷史的架構、全球的視野中，從政治與經濟之間的辯證關係來看媒介。
但是他指出，他的政治經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在先驗上認為文化、媒介乃至政治，說到底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他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對於批評發達國家非常銳利，因為在英美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於媒介的控制與迫害並不是赤裸裸的；但是在第三世界，特別是東方專制國家，政治力量可說是籠罩一切。
因此，在某個角度上，市場對於政治的濫權有制衡的作用，台灣、香港都是如此。在大陸，黨國則是一方面培植市場，一方面要壓制市場：如果在市場競爭當中，媒介偏離黨的控制，黨就會收回媒介的空間。李金銓一方面將三個華人社會當成個案，互相參照，一方面聯繫國際脈絡，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因為三者都與美國息息相關。
港英時期的新聞自由更迭
化暗為明我就知道你們心裡在想什麼、做些什麼。
管中祥說，李金銓在書中提到，香港傳媒在政治與經濟上面臨雙元的權力結構——代表威權體制的中國，以及代表資本主義的香港。他問道，從港英時期到回歸中國的過程中，這個雙元結構的意識形態以及力量施展，有著什麼樣的消長與變化？
李金銓表示，1949年港英政府尙無力量將共產黨勢力從香港排除，因此採取了「化暗為明」的策略，讓各方勢力浮上檯面，不論左派或右派都可以建立自己的機構，也可以辦報。只要確保各路人馬「文鬥不武鬥」，港英政府就能在這樣的狀態下對情勢有所掌握。可是這時的新聞自由並非沒有疆界：可以批評國共雙方，但不得批評港英政府的基本利益。直至1982年為止，港英勢力獨大。
1982年起，中英雙方開始談判，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的權力結構由「港英獨大」轉變為「中英共治」，權力的雙元結構正式登場。李金銓提到，當時英國希望中國可以在香港成立總領事館；但中國認為若成立總領事館，等同承認香港是英國屬地，因此不同意，遂以新華社作為代表機構。這時的新華社名義上是通訊社，實質上是個政治機構，其內500個工作人員當中，只有20個隸屬新聞單位，功能上相當於大使館。
許家屯的「柔性」統戰
當時的新華社社長是許家屯，在鄧小平「要敢於和大右派做朋友」的指示下，和當時許多大資本家都有非常要好的交情。同時，許家屯對香港的新聞控制，也展現出高明的手腕。例如，許家屯會派人送荔枝或哈密瓜等水果給常常寫專欄批評他的作家，附上一張條子：請您嚐鮮。李金銓說，當時一籃荔枝約98港幣，退了很不近人情，若不退，許家屯就繼續送。
送了幾次以後，許家屯會親自打電話請對方到新華社聚聚。許多受邀過的記者、作家們在日後受李金銓訪問時，都描述過這樣的場景：一到新華社，就看到所有反共作家都在那裡，許家屯會開兩瓶X.O，讓大家「開罵」，不斷批評中國，一句話都沒有替中國辯護。
「你吃過他飯之後有沒有影響？」李金銓問一位受訪的記者。對方回答：「有啊，當然有啊，你吃過一次，一年可能要三、四次，你再批評他，見面就很不好意思了。」到後來，在香港是「共產黨可以罵，許家屯不能罵」。李金銓形容，許家屯的統戰力量，可說到了化境。
李金銓表示，毛澤東曾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對許家屯來說，在香港，革命就是請客吃飯。（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從逐步勒緊到倏然窒息
國安法宣布的時候，連香港特首都沒有看過。
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先後經歷江澤民、胡錦濤兩位領導人，他們遵循鄧小平「韜光養晦」的路線，對於香港的管制力道時收時放，保有一定的空間，香港的新聞自由在這段期間也有一定的增長。
李金銓表示，2011年以前，香港的新聞界跟政府縱使有許多摩擦，但尚還有討價還價的空間；等到梁振英上台，跟《蘋果日報》公開叫陣，關係越趨緊張。此後香港的新聞自由逐步緊縮，雙元的權力結構慢慢變回單元，只是這次的香港人面對的不再是港英，而是中國。於是，2020年的《國安法》，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帶來天地翻轉般的改變。
李金銓說明，《國安法》的頒布，依時序分為遠、中、近因。遠因是2003年，港人為反對《基本法》23條的立法而發起的七一遊行，當日近50萬人的遊行規模，令中國耿耿於懷。中程因素分別是2012年的反愛國教育運動以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近因，就是2019年的「反送中」。李金銓表示，反送中的運動人士在G20高峰會當天，在世界各大報紙刊登反送中的廣告，令習近平極其尷尬、憤怒。
在《國安法》之下，作為香港主流媒體巨擘的《蘋果日報》首先倒下，緊接著，《眾新聞》與《立場新聞》也一一沉沒。李金銓指出，《國安法》不只對新聞自由衝擊甚鉅，對學術自由也有莫大的影響：此後有關新疆、西藏、香港、台灣的議題，都再無研究空間；香港公共圖書館內，與文革相關之書籍，也盡遭下架。
管中祥表示，在政治高度壓迫言論自由的環境中，新聞傳播教育常令教學者感到矛盾。（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市場力量＆意識形態：香港新聞專業與自由的關鍵
所有特首一直對香港電台恨之入骨，但是民意支持它。
管中祥提到，在《國安法》頒布之前，即使是在中國力量的控制之下，香港的新聞還是保有一定的專業性，這是如何維持的？
李金銓表示，確保香港新聞自由以及其專業性的，有兩個要素：第一是市場力量。例如在97年以前，《明報》有個叫〈哈公怪論〉的專欄，對共產黨批評得很是兇悍。《明報》老闆查良鏞（即小說家金庸）對許家屯說，《明報》登〈哈公怪論〉不是因為自己認同他，而是因為讀者愛看。許家屯立刻表示自己理解，因為就算《明報》不登，別的報紙也會登。
「那是市場的力量，」李金銓說：「老闆下令記者怎麼作，也是有效一時，長期來講，常常斷了線。」
第二個要素則是意識形態。李金銓指出，自港英政府管理以來，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一直都是有自由的。「港英的特點在哪？你不惹他，他不惹你，共產黨是你不惹他，他惹你。所以港英從來新聞自由都是高的。」以香港電台為例，由於其中一任首長何國棟（James Hawthorne）曾任英國BBC管理階層，因此香港電台之風格皆仿自BBC，對政府的批評極為嚴厲。
此外，美國發行的各種刊物也對港人有極其深遠的影響，例如CIA在幕後推動的亞州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其所資助的友聯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學生周報》，以及美國新聞處出版的《今日世界》。「大家都讀過，」他說：「我這個年紀的人很少不受這些影響的。」
另類媒體的機會何在？
報導新聞沒用了。
管中祥提到，《國安法》頒布之後，在香港內部或海外都有許多港人經營的小型媒體出現，例如《法庭線》等，也就是所謂的另類媒體。他說，李金銓過去在許多文章中都有關於這類小型媒體的觀察，例如台灣的地下電台或黨外雜誌。不知道李金銓如何看待這些香港小型媒體的機會或可能性？
李金銓表示，台灣的黨外雜誌雖然具有點火作用，但他不認為黨外雜誌有獨立的影響力。「如果沒有黨外運動，它（黨外雜誌）是無所附麗的。」黨外雜誌可說是黨外運動的情報中心，若沒有黨外運動，黨外雜誌在經營上其實有很大的壓力。再者，如果沒有主流報紙的記者給黨外雜誌供稿，其稿源事實上是枯竭的。若不論地下電台，只談報紙，台灣解嚴後有一百多家新成立的報紙，可是現在只有《自由時報》仍存活。
李金銓指出，現在許多港人在海外憑藉理想與激情創立小型網媒，但一來異地生活實屬不易，二來缺乏良好的反饋機制，難以得知知音究竟在何處？「我真的不覺得有太樂觀的理由。」他說：「到最後如果保留三家我就覺得很了不起了」。
李金銓認為，對這些小型媒體而言，與其單純地做新聞報導，倒不如為讀者提供脈絡化的資訊。他說，如果想知道新聞，讀者看《明報》或《南華早報》也都知道了，而純粹主觀的發洩也沒多大用處。「不需要報導，要分析。」他說，如果每個禮拜能針對幾個重要的事件，產出能讓讀者建立脈絡與理解的文章，一來比較好做，二來對讀者而言也更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