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認知作戰的高速公路

2023 年 09 月 21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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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洧農|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曾柏瑜:「沒有人承認自己被假訊息騙。」

認知作戰的情況在台灣到底有多嚴重?抖音在其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台灣公共策益舉辦座談「抖音一響父母白養?假訊息與認知戰真的很嚴重嗎?」,邀請到陳方隅、曾柏瑜、黃兆年、林穎佑、董思齊共同與談,並由台灣韜略策進學會副秘書長吳瑟致擔任主持人,探討認知戰與假訊息對台灣的影響。內容包括:抖音的各種危害、個資外流的嚴重性、因應認知作戰的方式等。

不可忽視的抖音現象

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表示,抖音所代表的短影音,已成為時下青少年溝通的重要形式。2016年,抖音推出後,以其上傳便利、後製容易等優點,顛覆過去社群媒體以圖文為主的傳播模式,席捲了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抖音的成功使得其他社群平台紛紛跟進,但先行者的優勢已經使其成為世上最多年輕人使用的影音平台。然而,抖音所帶來的種種疑慮也使得許多國家開始進行管制。英、美、日等先進民主國家都在思考,如何在不傷害言論自由與民主生活的前提下,有系統地立法或使用行政規範來管制抖音。

抖音的魅力讓台灣的政治人物開始使用短影音來和群眾溝通;另一方面,抖音也成為中國政治宣傳與認知作戰的重要管道。在這樣的情境下,以短影音與青年進行有效溝通、有效率地進行事實查核,以及增進公民媒體識讀能力,已經成為政府與社會的重要課題。

董思齊表示,台灣開始有政治人物使用抖音作為與群眾溝通的方式。(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董思齊表示,台灣開始有政治人物使用抖音作為與群眾溝通的方式。(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世界各國紛紛管制

抖音到底有多紅?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陳方隅表示,抖音在全球有超過10億的活躍用戶、年營收超過120億美金,連YouTube、Facebook等老牌社群媒體只能瞠乎其後。

台灣目前約有五、六百萬的抖音使用者。一份去年的調查顯示,台灣18至24歲的抖音使用者占了33%,25歲至 34歲的使用者則佔了30%。到了今年,18至24歲的使用者佔比已經來到四成。在美國,有三分之一的使用者年齡在14歲以下。

由於抖音在各國不斷引起爭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對抖音進行管制。美國聯邦政府在超過20個州限制公用設備安裝,今年五月,蒙大拿州全面禁止抖音上架;印度在2020年全面下架抖音。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尼等國也紛紛採取若干程度的限制。我國目前已禁止公部門設備安裝。

人為操弄的熱門影片

就跟其他影音平台一樣,抖音也會推播影片給使用者,但是根據美國媒體《Forbes》的調查,被推播的影片並不全然是由演算法計算的結果。根據抖音內部流出的文件,錄音等資料,發現內部員工可以手動推播影片。也就是說,抖音可以決定讓那些影片變得熱門。

那麼,抖音到底會手動讓哪些影片變熱門?「就是中共希望我們看到的東西。」陳方隅說,抖音有時會突然出現許多解放軍跟民眾溫馨互動的影片,就是典型中國大外宣的內容。除了手動推播之外,抖音內部人員也可以手動篩選,刪除所有不利中共的影片。例如去年年底中國發生的「白紙運動」,在抖音上面就找不到任何相關的資訊。

陳方隅表示,在抖音只會看到中國好的一面,所有批評中國的資訊都會被刪除。(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陳方隅表示,在抖音只會看到中國好的一面,所有批評中國的資訊都會被刪除。(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個資不斷外流

所有社群平台都會收集使用者的個資,問題在於:誰有權限使用這些資料?抖音執行長周受資在國會的聽證會中表示,使用者的資料都是存放在美國公司,不會有任何政府使用內部的資料。但陳方隅指出,根據中國的法律,只要是中國的公司,都必須隨時應政府要求交出使用者資料。

美國媒體《BuzzFeed》的報導指出,抖音的使用者個資不斷被中國工程師取用;並且,在抖音的內部文件中,美國的工程師直接稱呼北京的工程師為「老闆」。可以看出,不管抖音的資料存在哪裡,中國的總公司都可以取用。

根據《Forbes》的報導,抖音透過使用者資料來監視媒體記者。英國媒體《衛報》也指出,抖音承認監視使用者。今年四月,抖音更因違規取用兒童個資而被罰款1270萬英鎊。

越多個資外流 假訊息越有效

淡江大學國略所助理教授林穎佑表示,從社會大眾開始關注假訊息議題至今,已有四、五年的時間。儘管民眾的媒體識讀能力已經逐步成長,但誤信假訊息的依然大有人在。原因在於:假訊息也不斷在進化中。

中國製作的假訊息在用字遣詞上越來越接近台灣,而且會透過名人效應來加強可信度。相對過往以文字為主的假訊息,現在則使用越來越多的圖像,因為面對查核軟體,圖像迴避軟體辨識的機率更高。此外,還有錄音檔的假訊息,能夠規避更多的傳統反制技術。

他說,現在假訊息之所以受到高度關注,是因為在資訊科技跟行銷心理學的推波助瀾下,假訊息的效力大幅提升,能夠對特定的受眾進行精準打擊。當中國大量收集民眾個資並加以分析,就能更加有效地製作「客製化」的假訊息,針對目標受眾進行投放。許多國家之所以禁用抖音等中國製作的資訊產品,原因便在此。

台灣的假訊息和認知作戰狀況到底有多嚴重?台灣民主實驗室前副執行長曾柏瑜表示,台灣民主實驗室是研究認知作戰和資訊戰的智庫,曾針對全球82個國家進行「中國滲透指標」的檢測。台灣在「媒體」和「社會」兩項指標上位居全球第一。而在美國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的「北京媒體影響力」調查報告中,台灣也受到最密集的影響。

林穎佑將認知作戰比喻為黑魔法:「要學黑魔法防禦術之前,要先了解什麼黑魔法。」(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林穎佑將認知作戰比喻為黑魔法:「要學黑魔法防禦術之前,要先了解什麼黑魔法。」(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相信假訊息」是一件平凡的事

曾柏瑜說,民主實驗室在每次選舉後都會做出口民調,調查假訊息對選民的影響。去年的研究發現,民眾還是認為選舉受假訊息影響非常嚴重,但是其中只有三至四成的選民會進行查核。而在查核的人當中,進行「無效查核」的人多達三成。何謂無效查核?就是在遇到可疑訊息時,向自己的同溫層進行查核。

民主實驗室在去年選舉前,分別針對30位退休人士與30位年齡在30到45歲間的民眾進行調查。許多年長者表示,自己曾因轉傳假訊息,導致晚輩嘲笑或責罵,因此後來便減少轉傳訊息。「那就代表這些人就不相信了嗎?不是,他們還是很深信,他們只是不傳了。他們轉而向同溫層進行查核。這代表假訊息還是在社群媒體內傳播得很嚴重,只是我們越來越難找到—它們在越來越小的同溫層當中傳播。」

30歲到45歲的人則認為,現今資訊超載的狀況非常嚴重,所以他們預設所有訊息都是假訊息。曾柏瑜指出,這會使人們的政治冷感越來越加劇。

「我們必須把『相信假訊息』當作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曾柏瑜在各種民調與研究中不斷發現:所有人都不相信自己會誤信假訊息。然而,實證研究卻顯示,所有人都被假訊息騙—依照所謂的真相錯覺效應,只要同樣的訊息不斷曝光,人們就會預設它是真的。

「我們應該要讓這件事情變得像鞋帶掉了那樣平常。」她說,就如同我們看到有人鞋帶掉了,不會語帶譏嘲,而鞋帶掉了的人也不須感到丟臉困窘一樣,當我們發現身邊有人誤信了假訊息,只需要提醒他即可。「不要把假訊息變成一個互相攻擊的工具,這樣反而會造成大家越來越躲進同溫層。」

曾柏瑜強調,面對誤信假訊息的人,不應譏嘲或責罵,否則將加深社會對立。(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曾柏瑜強調,面對誤信假訊息的人,不應譏嘲或責罵,否則將加深社會對立。(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認知作戰與你想的不一樣

曾柏瑜說明,現在大家經常將假訊息、認知作戰以及資訊戰混為一談,但其實三者並不相同。資訊戰是較大的框架,包括斷網、攻擊無線電或民生設施等。在資訊戰中,有一部分是專門對人們的認知進行攻擊,讓一般平民相信特定的訊息,這就是認知作戰。

這跟假訊息有什麼關係?實際上,認知作戰的訊息不一定是假的。認知作戰有時的確會使用假訊息;可是更多時候用的是半真半假,或是被武器化的訊息,目標是激化社會對立以及對民主的懷疑。除了假訊息之外,認知作戰常用的手段包括反串,或是以洗留言等方式來造成大量觸及。

曾柏瑜指出,如果有一則新聞在短時間內傳散到許多粉專、社團,意圖造成大量觸及,其意圖不見得是要引起大規模與論。研究發現,當假訊息在社群中流傳,會有一群人堅信不疑,可是一旦假訊息傳到大眾媒體,就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眾人的辯論下,深信者反而會變少。因此資訊戰不一定是要引起大規模的輿論,而是要操作特定族群的認知。

但她也提醒道,儘管如此,政論節目這類大眾媒體確實能夠達到相當的效力與熱度,所以認知作戰會大量跟傳統媒體產生共鳴,而且往往會回收以前使用過的陰謀論。

吳瑟致:認知作戰除了使用了金流、資訊流之外,人流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吳瑟致:認知作戰除了使用了金流、資訊流之外,人流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中國的銳實力

曾柏瑜強調,中國的認知作戰不外乎傳遞兩個訊息:「中國很棒」跟「民主很爛」。因此只要在攝取資訊時意識到這一點,就能辨別中國資訊操弄的話術。政治大學國發所助理教授黃兆年對此持相同看法。

黃兆年表示,資訊操作或認知作戰的運作模式,可以理解為「銳實力」的典型案例:使用硬實力的手段,達到類似軟實力的目標。「它一開始會假裝成軟實力,但用隱蔽的方式,在檯面下使用硬實力。」

銳實力的操作是威權強國利用民主國家的自由開放,對其進行滲透,包括:資金、資訊、意識形態的滲透,用以收買或動員民主國家內部的在地協力者,進行政治宣傳。本質上,銳實力的目標就是所謂的「說好中國故事,說壞民主故事」。

黃兆年表示,政府須承擔「建構民主韌性」的核心角色。(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黃兆年表示,政府須承擔「建構民主韌性」的核心角色。(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建構民主韌性

黃兆年說,台灣的因應之道可分為制度面與文化面。在制度面,政府必須採取政策手段,制止中國的相關行為者,避免他們幫助中國繞道投資或置入行銷,禁止來自中國的政治獻金與宣傳。

針對傳播端的協力者,應予以管制。例如要求社群媒體管理不實資訊與違法資訊,使在地協力者和政治廣告的資金透明化。具體上,可學習美國或澳洲,訂定境外勢力透明化法案。軟性的做法,則包括培育本地媒體資本與資訊,使其更具競爭性。例如建立新聞媒體和社群平台之間的分潤機制、鼓勵OTT平台上架本土內容等。

在文化面,他認為,除了深化民主認同,以及強化媒體識讀能力外,更需要建構永續、包容的政治文化,因為銳實力往往是利用民主社會的多元跟差異見縫插針。「我們必須把這些多元跟差異包容在民主的溝通跟決策程序裡,而不是被威權強國用來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