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媒體沒告訴你的事

2023 年 11 月 16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陳洧農｜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從《不能戳的秘密I》開始，紀錄片導演李惠仁不斷用他的毅力和創意追尋被掩蓋的真相，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台灣明明有那麼多的新聞台，卻有這麼多重要的事只有在紀錄片中才看的到？在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舉辦的講座「媒體x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媒（沒）告訴你的事」當中，李惠仁暢談他創意的活水源頭、離開媒體的原因、以及他在追尋真相的道路上無所畏懼的理由。

創意、藤椅、瓜子殼

李惠仁首先講述了一個啟蒙他「創意」之路的故事。他說，小時候家中有一隻藤椅，他最愛抱著碗公，邊嗑葵瓜子邊看電視，瓜子殼不時會穿過藤椅的縫隙，掉到底座裡。有一天他父親指著藤椅底座裡的殼，把他叫過來：「你想想看，怎麼樣把瓜子殼從這縫隙裡面拿出來。」

不假思索，李惠仁先用手指去夾，但沒幾下手就酸了，他改去廚房拿母親煮麵用的長筷，把瓜子殼夾出來。他以為父親會稱讚他，沒想到父親罵道：「幹！你是白癡喔？」父親把整隻藤椅翻過來，手一拍，所有的瓜子殼就都掉出來了。李惠仁表示，當他看到這個動作的時候，他非常生氣。「氣什麼？氣我自己。這個我也會，但是我為什麼沒有這樣回答？」

「問法不同，你的思考就會不同。」李惠仁說明，當父親強調「怎樣把瓜子殼從縫隙『拿』出來」的時候，就設了一個陷阱，限制了他思考的方向。「如果當時我的父親問我怎麼樣把瓜子殼『弄』出來，你的做法會完全不一樣。」

自此，李惠仁體會到，很多時候人們不是沒有創意，只是被外在的框架給限制住。他以自己在大學教課的經驗為例，讓學生作期中報告時，學生總會問報告有哪些限制，提問甚至細瑣到報告用的紙張尺寸、字體大小。「每個人都想要有一個框架，還認為在這個框架裡面做最安全，都不會錯。」他感嘆，我們長久以來的教育方式，讓孩子們養成急於找到標準答案的習性，卻無形中扼殺了思考的靈活與彈性。「所以我常常講『常規』是創意最大的殺手。」

李惠仁小學三年級時的「瓜子殼」事件令他至今記憶猶新。（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兩個影響終生的決定

現今人們大多是透過李惠仁的紀錄片認識他，也有人知道他有過記者經歷，但卻很少人知道，其實一開始李惠仁在大學唸的是服裝設計。他說，自己本來在實踐大學念服裝設計，念到離畢業只有兩個月，已經在進行畢業製作，卻因為作品被評審評定不合規定而跟評審大吵一架。李惠仁一氣之下索性決定不唸了，他回到家，跟父親說學校老師沒有創意，所以他不要唸了，要去當兵。父親倒也豁達，對他說既然已經成年了，如果能對自己的決定負責，就願意跟他去學校辦退學。

當時學校師長都勸他辦休學就好，不需要退學，這樣當兵完之後回來還可以補學分，拿一張文憑。可是李惠仁認為，這麼做代表自己沒有想清楚，「我想了很久，真的不會再走回頭路了，所以我就辦退學，把學校開除了。後來我才去念新聞。」這是李惠仁為自己生命所做的第一個重要決定。

第二個則是，在當了15年記者後離開媒體。李惠仁表示，自己當了很久的社會記者，而因為社會記者會接觸殺人放火等等各式各樣的社會案件，久而久之頭腦都會「怪怪的」。例如，在台北有許多地方都會令他想起，以前誰在那裡穿紅衣上吊，又有誰在那裡自殺，虎頭蜂還在頭部築巢等。「這些都銘刻在你的腦袋裡面。我相信很多人（社會記者）都是這樣。」

李惠仁離開媒體之前，適逢父親病重，在加護病房急救。他從台北趕回鹿港，發現自己幾乎認不出父親。原本記憶中高大的父親變得瘦小、孱弱，臉上跟手上滿是皺紋。「我完全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變成那個樣子。」他突然發現，因為自己忙於新聞工作，15年間錯過太多與家人團聚的機會。

對李惠仁來說，2008年2月12日是他的第二個生日。（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李惠仁開始反思：這就是我人生要追求的東西嗎？他說，身為記者，即便一年當中或許能做出幾則滿意的新聞，可是終究太少；若是身為主管，更會被種種行政庶務淹沒，那不是他想要的生命註腳。

最後，在2008年2月12日，連戰的孫子出生當天，李惠仁遞出辭呈，結束了記者的生涯。他說，當時全台灣的SNG車都在報導連戰當爺爺的新聞，每當有達官顯要來到醫院探望，記者們就衝過去問：「你覺得孩子像爸爸還是媽媽？」對李惠仁來說，這無疑是社會資源的浪費。就連同事漏拍連方瑀走出一品大廈的畫面，都被主管罵得狗血淋頭。「我那時候就覺得， SNG車跟垃圾車真的很像，只是顏色不一樣。」

離開媒體後的再審視

離開媒體後，李惠仁在因緣際會下開啟了紀錄片導演的生涯。他的第一部作品《睜開左眼》，是用攝影記者的角度來看電視新聞這個行業。在其中，可以看到所謂「業配新聞」的製作過程：記者不斷和房地產業者反覆演練台詞，活脫是商業廣告，卻堂而皇之當成新聞播放。

一位影片中的記者說：「（業配新聞）說得不好聽我覺得有一點不務正業的感覺，因為等於是在賣新聞。」他停頓了一下，又說：「賣新聞又怎麼樣？現在什麼東西不能賣？新聞自由神聖不可侵犯，但是價錢合適者另議。」

李惠仁表示，許多人看到這個影片都嚇壞了，原來業配新聞裡面的受訪者都是假的。他坦承，其實自己以前也作過業配新聞，不只作過，還很喜歡，因為業配在以前叫「業務配合」，他只要到下廣告的企業主辦活動的地方，隨便拍些東西就可以交差，非常輕鬆。可是曾幾何時，電視台開始設置業配小組，專門負責拉廣告，此後每下愈況，只要付錢就可以買新聞。

《睜開左眼》裡面的記者小廖講過一句話：「你可以墮落，但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墮落的，而不是沾沾自喜。」令李惠仁感觸良多。他以一位曾經採訪過自己的年輕記者為例，當時因為反媒壟運動，旺中集團指控黃國昌花錢買走路工，在記者會中，這位年輕記者不斷跳針逼問黃國昌，指稱他令中研院蒙羞，應該道歉。「他們都知道這個東西其實是假的。」李惠仁說：「我當場看到他，覺得很難過也很痛心，想說我們為什麼要為了這份薪水必須要做到這個地步？」

談及當今的媒體環境，李惠仁感觸良多。（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後來這位記者跳槽到三立新聞，報導的立場轉了180度。李惠仁表示，現在在電視台裡，剛入行的記者薪資不高，所以很多記者會靠跳槽加薪，但是這些記者在不同的台裡面，都知道該如何做新聞來迎合台性，作出「長官要的東西」。

「為什麼媒體環境會變成這個樣子我覺得還滿奇怪的。」他語重心長地說。

李惠仁表示，不只民間企業會作業配，政府機關也會，尤其農委會年度預算僅次於國防部，有龐大的宣傳經費。舉凡花蓮的稻米、澎湖的箱網養殖、水土保持局的綠美化等，都是農委會的業配範圍。除此之外，農委會還掌握了農業學術研究計畫的生殺大權，只要是對農委會不利的新聞，專家學者都不願意出面評論，生怕從此申請不到研究計畫經費。

因此，只要遇到口蹄疫、狂犬病這類敏感問題，李惠仁往往只能求助退休學者，例如台大獸醫專業學院的榮譽教授賴秀穗。誇張的是，就連賴秀穗也曾經在李惠仁採訪他的過程中，接到農委會的「關切」電話。

平衡報導=正確新聞？

近年來，不實訊息越發猖獗，因此為了閱聽人權益以及報導的公正性，「平衡報導」往往會成為檢視新聞產製的指標。但事實上，「平衡報導」很難以量化的方式加以評估，因此在媒體實務中，為了實踐這項原則性的要求，做法往往是將正反兩方的說法並陳。

然而李惠仁卻發現，官僚常常用專業知識的落差來欺騙記者，「因為他知道你要做平衡報導，你會去引用他的話。」他指出，在缺乏足夠專業知識的情況下，記者往往無力分辨真偽，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查證，以致將官員的惡意欺騙當成平衡報導。

李惠仁凝視與自己多次交手的許天來。（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這樣的情況從李惠仁製作的《不能戳的秘密》系列中屢見不鮮。例如在《不能戳的秘密I》當中，為了揭發農委會隱匿疫情，李惠仁以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épizooties, OIE，後改為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WOAH）規範證實我國雞隻已經感染高病原性禽流感，時任防檢局長的許天來卻曲解英文原文，稱「在英文中，確定的情況使用的是”shall”，OIE規範卻使用”should”，因此無法斷定」；當時的畜衛所所長黃金城也一樣以「and和or是比較難取捨的…」來試圖蒙混過關。到了《不能戳的秘密III》，時任畜衛所長的蔡向榮更是將「Fresh brain tissue」曲解為「活腦」，意圖隱瞞狂犬病毒重現台灣。

這些一再出現的官員說謊場景，讓李惠仁感嘆，「平衡報導」的作法雖然已經漸成主流，卻被擁有話語權的人用來欺騙大眾。他語重心長地提醒：「平衡報導只是一種文體，不一定等於正確的新聞。」

不走康莊大道

「我自己在拍這些『政治不正確』的紀錄片，會不會有誘惑？其實有。」李惠仁說，在他拍完《不能戳的秘密I》之後，他曾上過一個電台的晨間政論節目，錄完之後，主持人表示自己很認同禽流感議題的重要性，也會向自己在總統府熟識的友人提及，還說：「過兩天總統府會打電話給你。你現在也四十好幾了，有些東西是你應得的，你應該要好好地為你自己跟家人著想。」

後來，還有一位電視台的女主持人，跟李惠仁說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有一個「很簡單的案子」，有好幾百萬，問他要不要？

他人眼中的歧路，卻是李惠仁眼中問心無愧的坦途。（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後來呢？總統府有沒有打電話給李惠仁？他說，隔天他就在立法院砲轟總統府了，當然沒有；至於那個「簡單的案子」，他也回絕了。「所以會不會有誘惑？絕對有，但是你一旦碰了之後你接下來就什麼事情都不能做，那不是我要的。」

李惠仁說，自己40歲那年，因為父親病危而離開媒體後，他就一直在思考：能夠將什麼樣的堅持傳承給下一代？「這個講得好像很『假掰』對不對？不過我是真的在想這件事情。」

他打了個比方：如果人生的終點是總統府，40歲可說剛好過了景福門，接下來要怎麼走？李惠仁表示很多人會直走到底，凱道畢竟是全台灣最平的路。「但是就直直的康莊大道你走到那邊你不會有驚喜呀。」他說，自己寧可拐個彎，右轉到中山南路，走過立法院、行政院，「以前蔡丁貴在那邊搭棚子，後來有一對兄妹在那邊拉布條抗議」，然後在忠孝西路左轉、經過南陽街，最後穿過228公園，到總統府側門。

「我寧願走這條路，我不要走康莊大道，因為我可以閱讀很多不同人的生命，這也是我為什麼那麼喜歡採訪跟拍紀錄片很重要的原因，因為我可以去閱讀很多不同的生命的樣貌，看他們是用什麼樣的姿態過他們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