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工會崛起中!為什麼它們如此重要?

2021 年 04 月 28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勞動

許家玲|特約記者編譯報導

今年 3 月11日、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大流行屆滿一週年之際,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 1.9 兆美元的紓困法案「美國救助計劃」(American Rescue Plan),並於當日晚間發表演說,下令各州在 5 月 1 日前讓所有成年人都能接種疫苗,盼望美國民眾可以在 7 月 4 日美國國慶時,能夠與親友相聚、回歸正常生活。拜登的承諾,盼為疫情趨緩帶來一線曙光。

疫苗接種的腳步加速,固然可望鬆綁疫情帶來的死亡威脅,然而,對於過去這一年多來受到疫情重創的產業來說,員工們仍然在艱難的處境中奮戰。在新聞畫面與文字背後,媒體工作者日復一日地採訪、編輯、報導——種種勞動成果所面對的,不僅僅是近年來在數位化和全球化的通訊世界裡、資訊爆炸混亂所帶來的經濟危機,更隨著疫情嚴峻,雪上加霜,面臨大規模的裁員險境,以及日益惡化的工作條件。

媒體產業衰退加上疫情衝擊,這些現象帶給新聞工作者的損失恐怕遠甚於管理階層,以致於那些由新聞編輯所組織的工會數量激增。透過工會匯聚個人力量,共同築起一道防護,為新聞自由與勞動權益發聲,好與管理階層對等商談,解決就業環境裡的不平等狀況。

媒體工會進入 COVID-19 後疫情時代的長期抗戰

自從去年三月 COVID-19 疫情蔓延、襲擊各地,連作為全球最受推崇的年度公司評比指標——「時代」集團(Time Inc.)旗下最具代表性的財經雜誌《財富》(Fortune)也得面對員工權益受到威脅的窘境。

今年 3 月 16 日上午九時,任職於《財富》雜誌的 35 名記者、文案編輯和「新聞協會」(News Guild)的其他成員展開了「停工 24 小時」的行動。工會聲稱,該公司正積極鼓勵員工對薪水保密,這強化了不公平的薪酬慣例:女性員工的收入是男性的 84%,有色人種工人的收入是白人同事的 78%。

同時,工會停工旨在抗議資方並未秉持誠信協商,包含逕自實施新的績效評估系統。「管理階層一直在拖延進度,並且拒絕回應我們的許多提議,」工會代表、同時也是職司「使用者參與」(audience engagement)助理編輯麥肯娜.摩爾(McKenna Moore)補充道:「坦白說,我們已經受夠了好聲好氣。」

《財富雜誌》工會於 3 月 16 日推文表達對管理階層的不滿,指出過去一年半以來資方並無誠意協商,文中並聲明「停工 24 小時」以茲抗議。圖:Fortune Union (@Fortune_Union) | Twitter

確實,媒體業裡有太多涉及不公平的爭議諸如裁員、涉及多元性的議題、薪資差異等等,如果說,關於其他公司或產業的勞資爭議,例如在亞馬遜、臉書、谷歌、沃爾瑪等公司內部發生的勞權問題,新聞媒體工作者認為需要讓社會大眾知道的話,那麼新聞編輯為自己爭取一個健康的工作環境,又有何不可呢?

如此一來,組織工會可以確保員工的心聲可以被集結起來,讓管理階層在設定規則時可以多方考量,而不僅受限於商業利益的驅動。畢竟,新聞工作本是為那些沒有話語權的人發聲、對強權說出真相、安慰受折磨的人並挑戰那些受惠於基層的人。

另一方面,解決勞動權益的相關議題不只是新聞記者與編輯們組織工會的目標,在這個網路當道的新媒體時代,媒體業也同時要面對技術人員組織工會的呼聲。

就在今年 4 月 13 日,《紐約時報》的技術人員宣布,他們組織了工會並要求公司認可。這些技術人員包含了軟體工程師、設計師、資料分析師以及產品經理等 650 多名員工,他們的業務牽涉到公司最主要的收益來源——網路付費訂閱的客戶。這些作為時報技術員工工會(Times Tech Guild)的成員們,將會與其他時報的員工區分開來另外與公司談判。

媒體工會為新聞工作者建立起安全網

工會在新聞媒體業有悠久的歷史,而這波組織工會的熱潮可以追溯到五年前網路媒體公司高克(Gawker)工會的成功。正如 CNN 財經記者凱莉.弗林(Kerry Flynn)所指出:「(高克)員工在 2015 年 4 月 16 日通知資方,表達他們支持美國編劇工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簡稱 WGA),並在六週之後以 80 對 27 的工會票數印證了他們的主張。」

高克(Gawker)工會的成功掀起了數位媒體的勞動組織浪潮,啟發了新的力量。它宛如用一隻腳抵住門擋、撐開工會大門,讓其他人群起奔入:諸如網路新聞媒體公司 BuzzFeed、Salon、Vice 雜誌、哈芬頓郵報(HuffPost)、喧囂數位媒體(Bustle Digital Media)、新聞網站沃克斯(Vox)、NBC News Digital赫斯特媒體 (Hearst)、連線雜誌(Wired),以及數位媒體公司琴蕾媒體(Gimlet Media)等等,展開新聞媒體工會的新紀元。

曾經任職於高克、現任《In These Times》勞動新聞記者漢彌爾頓.諾蘭(Hamilton Nolan)與 CNN 對談時提到:「我認為很多人把媒體當做是白領行業,但事實上,媒體這一行有很多工作薪資極低、福利差,工作也非常不穩定。而各地的工會在整個產業裡所做的,只不過是為勞動族群建立的安全網罷了。

新聞工作者團結起來,建立勞動安全網。圖:NWLaborPress.org(Fair Use)

新聞媒體產業內部的勞資角力

早在《財富》工會在推特上發文抗議資方之前,今年 2 月 23 日,《時代週刊》和《紐約客》兩家新聞編輯的工會在推特上強調他們投注諸多心血去取得資方的信任,好商討如何確立公平。

今年二月,《時代週刊》工會推文指出,多數工會成員擬參與談判會議、觀察工會與資方的協商過程,卻遭到資方非法要求離席。圖:TIME Union (@timemagunion) | Twitter

《時代週刊》的工會表示,經過一年半的談判,資方甚至「更努力要阻止我們去實現公平的約定。他們撤回提案,試圖任意制定談判的規則,而重新回到我們幾個月前就已經解決的議題。他們根本在浪費時間。」

而《紐約客》雜誌編輯工會,就像其他康泰納仕(Condé Nast)公司旗下的雜誌媒體一樣,跟資方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意見分歧了。該雜誌發表推文說,希望透過工會會員的證言來強調媒體業的薪資問題,藉以獲得更好的工資提案。由此可見,新聞編輯們積極想去解決缺乏基本福利的問題已成了工會的主要訴求。

與此同時,工會的主張幾乎都難逃資方的強烈抵制。正如 2015 年,BuzzFeed 的聯合創始人暨執行長喬納.派瑞提(Jonah Peretti)與員工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表達了他對於員工工會的反對立場。「我不認為工會適合 BuzzFeed,」派瑞提這麼說。他主張這會使勞資雙方陷入對立並使工作的定義變得僵化,而造成公司不能像谷歌(Google)或者臉書(Facebook)那麼靈活有彈性,而這兩家公司都沒有工會。

時間回到 2021 年 3 月,當《財富》雜誌面對工會成員「停工 24 小時」的抗議行動時,管理階層亦提出強烈反擊:「我們對工會今天決定採取的行動感到驚訝和失望。」該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說:「《財富》一直在真誠地與工會進行談判,並將繼續向前邁進。」

身兼美國東部編劇工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East)理事,同時也是《哈芬頓郵報》(HuffPost)、《Vice》以及網路雜誌《石板》(Slate)等媒體的代表諾蘭認為,不管公司是否身陷危機,工會「應該是每個工作場所應具備的基本特徵」。

此外,他進一步補充道,因著景氣循環以及科技快速發展所帶來的不穩定,使得工會對於媒體產業來說更顯得至關重要。藉由工會的力量期望確保說,像薪資與加給這類事情能夠以公平、透明、公正的方式來設定規則。但願有某種基本的機制,讓員工在攸關我們所有人的決策過程中發聲。

時至今日,反觀當年被 BuzzFeed 執行長喬納.派瑞提(Jonah Peretti)拿來舉例、反對員工組織工會的谷歌,在今年的一月,已經有 400 多位工程師還有其他員工已經組織了工會,這在矽谷是非常罕見的現象。至於今年四月初,電商龍頭亞馬遜公司位於阿拉巴馬州倉庫內部的一波組織工會的運動,最後則是被否決了。

維護媒體工作者權益,是新聞自由的基礎

工會在維護勞動權益的戰役中,仍有一步步前進的希望。以《綜藝》雜誌(Variety)所報導關於沃克斯傳媒(Vox Media)於去年 4 月中旬所做的決策為例:美國東部編劇工會所屬的沃克斯傳媒工會,在去年與該公司達成了 350 名以上員工的集體談判協議

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沃克斯傳媒(Vox Media)同意減少強制休假的人數。工會還表示,它獲得沃克斯傳媒的保證,在 7 月 31 日之前不予裁員,不加休假,不進行額外的減薪,同時「對於在 8 月至 12 月發生的任何裁員給予更高的遣散費。」

對此,員工們深深以他們的工會為榮。「永遠感激我們的工會<3 <3 <3 <3」(編按:<3 是網路上用來表示愛心的表情符號) 任職於沃克斯傳媒的茹貝卡.詹寧斯(Rebecca Jennings)推文表示:「在這樣的光景中你可以看到是誰在挺你。」

副編輯凱若琳.霍克(Caroline Houck)亦推文抒發她對工會成功阻止裁員、提昇資遣費等權益的感受:「如果我可以回到 2020 年一月,告訴那時的凱若琳說,加入工會委員會將意味著整整四天折騰人的談判過程,我會跟她說:去做吧,為同仁們奮戰會是你這一年最重要的事。」

去年,由於疫情無形的手扼殺著媒體的商業模式,而沃克斯傳媒工會的成功,也呼應了同年四月在地球村的彼方,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鄭超文在「台灣媒體工作者權利觀測工作坊」中所提到的:「新聞自由的基礎,首先是新聞內部的勞工權益。」只有在新聞工作者作為勞動者的權益獲得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為新聞工作的成就提供穩固的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上,讓新聞工作者有能力去爭取更大的、外部的新聞自由,進而讓多元主義的觀點更加茁壯,從而鞏固我們的民主體質。

誠如多倫多大學密西沙加分校傳播、文化、資訊與技術研究所副教授尼可・柯恩(Nicole Cohen)對《美國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雜誌的談話裡,總結了為什麼需要媒體工會的原因:「我認為,在科技、藝術和媒體領域裡,從事各行各業大致可歸類為白領的工作者,肯定有共同的意識,並且共享團結的力量。在媒體業建立強大的工會對於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至關重要,更不用說是民主了。」